踏上“回家”的旅途，捧着一颗虔诚的心，让我们继续在山西临汾寻根问祖，探寻沉睡4300多年的“尧都”，揭秘尧的传奇、尧文化的源头。

　　中国之称始于尧。对于尧，我们其实并不陌生。尧位列上古五帝，被尊为中华文明的始祖、中国人的国祖。“尧”字在古代写作“垚”，是高大雄伟的意思，也就是说尧是个伟大的首领。我们熟悉的成语有“尧天舜日”，象征着理想化的太平盛世;孔子编订的“五经之首”《尚书》，首篇就是《尧典》;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鼓励人人向善，个个有所作为;毛主席诗作：“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赞扬中国人民都是尧舜那样的圣人……还有许多隐藏着的尧的故事，如《击壤歌》中的“帝力于我何有哉?”;如“尧寻蚁穴而凿井”，井的发明使原来沿河而居的人们逐渐围井而居，形成村落、城市、市井文化，水井也渐渐成为家乡的代名词，远离家乡就是“背井离乡”，等等。这位带领先民凿井定居的圣人，定历法、推礼制、用贤能，在临汾建立了国都，留下了数不清的故事，还把治国智慧刻进了历史的长河。

　　一、尧的地上遗存在临汾十分丰富

　　临汾古称平阳，因尧定都于此被誉为“华夏第一都”。在临汾，与历史文献相吻合的尧的地上遗存众多，其中最具盛名的是尧庙、尧陵、尧居、仙洞沟……

　　临汾尧庙始建于西晋，是中国首座国祭尧，民祭尧、舜、禹三位民族先祖的国祖庙，俗称“三圣庙”，历经唐、宋、元、明、清多次修葺与扩建，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尧庙建筑群庞大错落、布局精巧，主次分明、气势恢宏，极具中国古建筑的精髓。主体建筑广运殿，是尧召见群臣的庄严殿堂，也是历代祭祀尧的主要场所;五凤楼是为纪念尧与他的四位大臣而建的，人们将他们比作“五凤”，五凤和鸣象征君臣团结、天下大治;其他建筑如虞舜殿、大禹殿、尧井亭、祭祖堂，还有尧井周边沧桑古树“柏抱槐、柏抱楸、夜笑柏、鹿鸣柏”，以及中华帝尧钟、天下第一鼓等，都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国祖尧的故事。

　　临汾东北约35公里的尧陵是尧长眠之所。相传尧驾崩后，万民悲恸，掬土成陵，至今陵高50余米，周长300余米，是已知三皇五帝陵寝中最壮观的。高高的陵冢既象征着尧的劳苦功高，又象征着百姓对尧比山还高的爱戴之情。尧陵前有祠宇，相传为唐初建筑，明清屡有重修。2006年，尧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尧陵的祭祀活动受到各朝统治者的重视，唐太宗李世民就曾亲自来此祭拜，祈求国泰民安;民国前，官府免除尧陵附近8个村庄的粮赋差役以保证护陵祭祀费用。人们用最虔诚的方式，表达着对尧的感恩和敬仰。

　　临汾城南伊村有尧的古居，城西姑射山仙洞沟是尧与鹿仙女“天下第一洞房”的爱情见证地。临汾还有尧舜禅让的揖让台大中楼、尧出巡经过的击壤处、尧访康衢的康庄堡、尧最早的祭天圣地浮山北尧山、尧的避暑行宫霍州陶唐峪、尧的大臣皋陶故里洪洞士师村，以及许多与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地名、村名。如此密集分布的遗迹和传说，说明尧的印记在临汾无处不在，这位千古帝王从未走远。

　　以尧的传说为基础，临汾还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民俗活动，其中最动人的就是洪洞县甘亭镇羊獬村和80里外历山圈头村“接姑姑送娘娘”走亲习俗。这项民俗活动传承4000多年，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据说尧在羊獬村将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当时舜在历山上耕种，于是羊獬人和历山人就结成联姻亲眷，互称姑舅。尧访舜的日子三月初三恰逢清明时节，每年此日，羊獬人都要到历山“接姑姑”回娘家祭祖、省亲，等到四月廿八尧王生日这一天，历山人来羊獬村给尧王祝寿，顺便把“娘娘”迎回去。节日当天，两地彩旗招展，锣鼓喧天，男女老少盛装到古庙祭祀，途经的20多个村庄也都有威风锣鼓迎进送出，所到之处人们热情、虔诚，总共有五六万人参与。尧的故事已和临汾这片土地融为一体，化作人们对国祖的纪念。

　　二、陶寺遗址的发掘使尧都临汾由传说成为信史

　　临汾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大早期都邑性遗址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1978年开始，对陶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历时40多年的发掘成果，使陶寺遗址作为早期国家特征的都邑性遗址的构成要素逐渐显现。

　　陶寺遗址先后发现的大型城址、宫城宫殿以及观象台、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业区、王族大墓等，呈现出一派“王都”气象。围绕陶寺遗址，附近20公里范围内密集分布有14处陶寺文化时期遗址，说明了陶寺“国中之国”的超然地位。陶寺出土的黑、绿、红三色相间的圭尺和残存红色颜料的立表，是目前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圭表仪器，在上古“天圆地方”“王者居中”观念指导下，陶寺先民用圭表测量夏至正午太阳投射在地上的影长，测得自己所在的陶寺为“地中”，即“天下之中央”。陶寺都城遗址、陶寺文化的邦国社会结构与“地中”概念结合，完美构建了“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的概念。

　　陶寺出土的4件蟠龙纹陶盘，其内壁的彩绘蟠龙图案，鳄首蛇身、口衔嘉禾，神态生动、气势磅礴，仿佛能够腾飞于九天之上，这正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龙”的实物形象。这条龙将抽象的政治权威转化为具象的精神图腾，成为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徽”，完成了早期国家的“品牌塑造”。此后，它更是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和精神象征，贯穿五千年的文明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

　　陶寺出土的朱书扁壶，上面有用毛笔蘸朱砂书写的两个字。其中，扁壶鼓凸面一侧是一个“文”字，扁平一侧的字符，以发掘学者何努先生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当是“尧”字。“文尧”二字叙述着后人追述尧的丰功伟绩，也为临汾就是“尧都”提供了关键证据。

　　陶寺出土的陶、玉、石、漆、铜等各种材质的礼仪用器，以及传说中上古时期最高等级场合使用的乐器鼍鼓、土鼓、石磬等成组乐器，表明在距今4300多年前，陶寺的统治者尧已经“以礼治国”，初步形成了礼制与礼乐文明。从生死之所的差异看，陶寺社会已有严格的等级分化，君王居住在高大恢弘的宫殿，普通贵族住在20到40平方米的双开间，平民住处则为半地穴式;早期和中期墓地都有大墓、中型墓和小墓，大墓随葬的珍贵器物种类繁多，而众多小墓简陋到仅能容下一人，随葬品很少，甚至没有。这种阶级分化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形成。

　　圭表确定地中、龙图腾凝聚族群、文字记录文明、礼乐规范等级秩序，这四大要素，拼出了早期国家的完整拼图。依托陶寺文化，临汾建起了陶寺遗址博物馆，展陈陶寺出土的陶器、玉器等文物230件(套)，全面展示距今4300年至3900年陶寺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向世人介绍“尧都临汾”。

　　三、尧的治国智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尧是中国古代圣明君主的典范。他以德治国、推行仁政的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清圣祖玄烨等后世皇帝都把尧当作“帝王教科书”。

　　尧治理天下的第一步，是从提高自身德行修养开始的。他“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像打磨璞玉般雕琢自己的品德，用仁爱之心感化家族，进而使百官各安其位、社会和谐，最终实现天下太平。这种“修齐治平”逻辑，至今仍是个人成长的不二法门。

　　尧不仅自己贤明，更善于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贤才。他手下的臣子个个地位显赫、光环十足，堪称“全明星阵容”，这其中有农业鼻祖后稷、司法鼻祖皋陶、气象学鼻祖羲和、道德文化鼻祖舜、治水鼻祖禹、教育鼻祖契、工匠鼻祖倕、雅乐鼻祖夔、烹饪鼻祖彭祖等等，尧与他的臣子们以高尚的品德、卓越的智慧共同创造了“尧天舜日”的美好时代。

　　尧施行仁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追求民主和科学。他在宫门前设谏言之鼓，在交通要道立诽谤之木，让平民畅所欲言、议论朝政，即使说错也赦免无罪;他以“不能让天下人受害而利一人”的胸襟开创禅让先河，将国君位置传给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舜，表现出无私的民主作风。他带领先民观天测时，钦定历法，理顺时序节令，适时播种，丰衣足食，狩猎文明由此跨入农耕文明;他大力发展制陶技术，其轮制成型、窑温控制等突破性工艺，使批量生产薄胎硬质陶器成为可能，这可以视为最古老的科学、上古的“新质生产力”。“五四”运动高举的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其实早在我们祖先尧的时期就已经萌生。

　　尧的仁政还体现在他对待大自然、对待“国际关系”的态度上。面对滔天洪水，尧起用禹治理水患，疏通河道，使肆虐的洪水畅流入海，天下万民得以安生;面对罕见旱灾，尧带领先民广凿水井，浇灌庄稼，大大缓解了旱情，改善了生产生活，我们的祖先已然在积极地能动地应对自然灾害，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面对上古众多邦国，尧主张“协和万邦”“止戈为武”，促进不同邦国之间和谐共处，推动民族多元文化共生共荣，这为中华民族融合和“大一统”国家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尧作为千古明君、早期国家的开创者、中国人的国祖，他的治国智慧与人性光辉，至今仍影响着后世，照亮中华民族复兴之路。让我们感恩民族先祖对华夏文明的卓越贡献，奔赴“回家”之旅下一站，在临汾探寻最早的“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