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重大主题报道之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从1938年2月占领临汾至1945年日本投降，7年间，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长期统治、奴役、掠夺临汾的目的，一方面打着实现“大东亚共荣”的幌子，通过网罗汉奸，建立伪政权，发展维持会，控制广大城乡;另一方面通过不断进行所谓“治安强化”，对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实施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给临汾造成了重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对临汾人民欠下了永世不能泯灭的累累血债。

日军罪行 铁证如山

日军遗留炮口

油耳山大队

日军炮兵部队攻击临汾

行进在临汾街头的日军

一名日军正在观看抗日标语

日军疯狂破坏百姓财产

陈复兴老人的控诉书

陈复兴老人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 赵俊 王凯 摄

　　油耳山村 廿四英魂护军需

　　在洪洞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周颖峰的陪同下,记者乘车沿着048乡道缓缓前行。左转后盘上坡顶，油耳山村映入眼帘。穿村而过，车子拐入半山腰，下车循着台阶拾级而上，油耳山惨案英烈纪念碑赫然矗立在前，庄严肃穆。

　　82年前，24名铁骨铮铮的热血男儿，为保护抗日物资慷慨就义就发生在这里。2005年8月，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为了缅怀英烈功绩，洪洞县政府特立此碑，意在永志纪念，将悲痛与仇恨化为团结奋斗、振兴中华的力量。

　　一同前往的广胜寺镇文史工作者高强明介绍：“村里有个叫李小丑的老人，两年前去世了。他是1943年油耳山惨案的亲历者，当时只有9岁。前些年，李小丑常出现在纪念碑前，给年轻人讲述这段令人发指而又气壮山河的历史。”

　　油耳山村位于洪洞县广胜寺景区东南四公里，地势险峻、道路崎岖。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八路军供给部的驻地，群众基础深厚，军民关系密切。区分队、县公安局和县游击大队经常在此活动。

　　1943年10月12日至14日，中共洪洞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油耳山村召开洪洞河东抗日村长及财粮主任会议，部署安排秋征支前、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粉碎日军“扫荡”等工作。会议临近结束时获悉敌人即将“扫荡”的消息，与会人员及八路军供给部同志迅速撤离，向后山转移。因村里当时存放着大量粮食、布匹、药物等抗日物资，洪洞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段龙章再三叮嘱大家要提高警惕，严防日军偷袭抢粮。

　　部队撤离当晚，自卫队员轮班巡查放哨，严密监视敌军动向。10月15日拂晓，值末班哨的李海玉二人准备换哨时，突然发现有一股日军正偷袭村庄，立即回村报告。村民李洪文和游击队员张俊英闻讯，即刻叫醒给八路军供给部送粮的李堡村人，让他火速转移。待村里的群众得知消息时，日军驻洪洞“太田”所部带着上百名日伪军已封锁了所有路口，并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挨家挨户疯狂搜查。据原赵城县道觉村高福锁老先生生前回忆，14日晚他在道觉村遇上日军，怕他走漏风声，日军遂将他一同押往油耳山村。

　　逃到半路的财粮员李学武，被撞见的一个日军搂住了后腰。身材壮硕的他猛一转身将对方放倒，趁其起身未稳又冲上去掀起日军衣襟蒙住其脑袋，夺过长枪，接连越过两个三米多高的土崖，躲进藏有抗日物资的山洞，端枪守护在此。

　　彼时，日军正逼赶着乡亲们朝村西的塔儿山坟地走去，李学武在山洞里看得一清二楚。到了塔儿山后，日军在山头四周架好机枪，将村民围在中间，用皮鞭、枪托劈头盖脸地殴打群众，逼问隐藏八路军供给部粮食和伤病员的地方。男人们站在最前面，全力护住身后的妻儿老小，9岁的李小丑就在其中。日军队长通过翻译嘶吼：“物资在哪儿?八路在哪儿?说出来大大有赏，不说统统死啦死啦的!”面对反复殴打与威胁，村民们怒目而视、视死如归，始终斩钉截铁地不为所动。

　　当时在安泽县抗日公安局工作的村民李殿臣，面对威逼利诱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打死不做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军队长军刀一挥，从他身后狠狠劈去，李殿臣当场牺牲。日军又从人群中拽出15岁的李吾儿，恶狠狠地逼问：“你说!”李吾儿目光如炬地瞪着他，一声不吭。日军队长将他推倒在地，拔出军刀就要刺下。“放了我的孩子，你们冲我来!”李吾儿的母亲泪流满面大声呼喊。日军队长狞笑：“老实交代，我就放了他。”母亲决绝地摇头。日军便挥起军刀从李吾儿的后背刺穿胸膛。

　　接着，日军又把在场的同胞逐一拉出，威逼拷打，村民们个个从容不迫、宁死不屈。残暴的日寇当场杀害了李洪彪、李洪杰、李洪英、李全龙、张三回、许小娃和王方亮7人。眼看同胞相继倒在日军刺刀之下，李学武端起长枪冲出山洞，朝日军山头连开数枪。日军误以为是游击队打伏击，便将剩下的15名青壮年男子掳至曹生村，次日黎明前，这15位同胞全部被残忍地杀害在村东头的野地里。

　　油耳山惨案共有24名同胞遇难，但八路军藏在村里的物资却完好无损。乡亲们以鲜血和生命守护了抗日物资与工作人员，用大无畏的英雄壮举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多年来有人说油耳山村是‘寡妇庄’，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英雄的村庄!时光已逝，油耳山的英雄却从未远去，他们的精神永远与我们同在。”高强明的话语掷地有声。

　　的确，这些死难同胞是当之无愧的英雄群像。他们以血肉之躯捍卫民族大义，用铮铮铁骨对抗暴行。那怒视敌人的目光，胜过千言万语;那流淌的鲜血，是英雄的勋章;那倒下的身躯，依然是挺立的丰碑。他们是油耳山的骄傲，更是临汾人民的骄傲，他们的故事，将永远被我们铭记与传颂。

　　六六惨案 九村泣血忆国殇

　　盛夏午后，细雨淅沥，72岁的辛洪宝撑着雨伞，站在村口的地头，手指向远方告诉记者：“我母亲就埋在那里，要是她还活着，今年应该100岁了……”

　　辛洪宝的母亲王金兰，是日本侵略者1938年在临汾县(今尧都区)制造惨绝人寰的“六六惨案”的幸存者。“日本鬼子太坏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提起此事，辛洪宝难掩心中的愤怒，“当时母亲生活在马站村，日军攻占临汾城后，对河西周边多个村庄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13岁的母亲背着她的弟弟，牵着妹妹，惊慌地逃了出来。母亲说，要是那时候不跑，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这段母亲反复讲述的往事，让他对侵略者的愤恨早已刻在骨子里。

　　那是1938年7月3日(农历六月初六)拂晓，日军如猛兽般扑向涧头村(今属尧都区)。据《日本帝国主义侵晋罪行录》记载，日军进村后，把打麦场上的麦秸、玉茭秆等堆进庙宇、学校和民房里，泼上汽油点燃，瞬间浓烟滚滚，烈火冲天。日军还将一名叫岳闷子的村民扔进火海活活烧死。村西头井台边横卧着七八具尸体：年逾花甲的福祝娘、刘家、杨宗智赤身裸体，血肉模糊;西门外水渠边，贾凤华的母亲怀抱苇席仰面而亡;村边柳树上，刘根儿被开膛破肚……这场屠杀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两点左右，鲜血染红了涧头村的一大半土地。

　　据统计，此次惨案波及涧头、东麻册、沙乔、马站、韩家庄、泊庄、泊段、乔家院、左义南等9个村庄，170余名无辜平民遇害，1800余间房屋被烧毁。这起事件只是日军在山西临汾制造的众多暴行中的一起，给当地百姓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如今已过去80多年，当年的亲历者已渐次离世，但历史从未被忘记。在金殿镇伍默村，90岁的陈复兴仍能拼凑出这段痛彻心扉的记忆片段。“当时我只才两三岁，依稀记得一家人趁着天黑往姑射山逃，父亲挑着竹担，母亲把我搂在怀里，怕我哭闹被日本人发现，一路捂着我的嘴。到了仙洞沟，那里挤满了逃难的人，口粮吃完了也没有人敢下山……”据他回忆，当时伍默村村民得知相邻的涧头村很多百姓被日军残害，担心日军杀进他们村，大家只能仓促逃亡。

　　陈复兴的控诉信里写道：“日军占领临汾时，我还很小，但听母亲讲，当时日军把阎锡山的军队赶到了西山乡宁县、吉县一带，所以后来老百姓一听到日军枪声，就往西山躲藏寻找庇护……”

　　惨案发生后，日军继续在临汾境内为非作歹。1942年的一天，陈复兴的舅舅因拒绝为日军带路去掠杀另一个村庄，被日军捅了十几刀，惨死在路上。“日本鬼子应该下地狱!”时隔80多年，老人提及此事，仍气得咬牙切齿。

　　日军在临期间，还将魔爪伸向孩童。“当时邻村有很多小孩被日军抓去做实验，几乎都是有去无回。”陈复兴回忆，“那时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父亲就叫我躲到很远的野地里，一待就是一整天……”

　　尧都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遆峰翻开史料，一组数字触目惊心：1938年2月至1945年9月，日军在临汾制造涧头六六惨案、下靳惨案、兰村惨案和教师惨案等多起暴行，进行大小“扫荡”3125次。据不完全统计，1855名平民和自卫队员被屠杀，3488人被殴打致残，550人遭抓捕，633名壮丁被掳走，其中128人遇害、185人致残……杨遆峰说，“日军在临汾的罪行，桩桩件件，罄竹难书。”

　　夏风拂过，当年的村庄如今已变了模样：一排排民房整齐排列，门前花开正艳;巷陌间，老人们围坐在一起，摇着蒲扇唠家常;村民活动中心院内，孩子们嬉笑追逐，一派安宁祥和……

　　硝烟散去，山河重振。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不敢忘，也一定不会忘!

　　如今，400万平阳儿女早已将悲恸转化成前行的动力，时刻铭记肩上的责任与使命，以史为鉴，在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中，向未来迈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书写时代的华章与民族希望!

　　安吉惨案 三百冤魂血泪仇

　　时值盛夏，群山环抱中的古县古阳镇安吉村绿意葱茏，一派宁静祥和。伫立在村党群服务中心西侧的土崖边，67岁村民李德库的言语中却难掩沉重——脚下这片土地，曾是当年日军设立的井沟杀人场，也是他的父亲李康杰死里逃生的地方。

　　时间回溯到1942年。彼时，古县所处的岳北地区是太岳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军民们依托山地地形不断袭扰入侵的日军。当年10月，恼羞成怒的日军发动了“百日扫荡”，妄图摧毁这片抗日热土，实现其“山岳剿共试验区”的计划。作为扼守洪洞至沁源要冲的安吉村被列为重点“清剿”对象，日军在村东的黑虎岭制高点修碉堡、设据点，布下重兵，更在全村范围内划出了8个杀人场。

　　那年，李康杰10岁，原本与父母、姐姐一家四口过着幸福的生活。一天，日军突然闯入村里搜山抓人，慌忙躲进房后山洞的李康杰一家被发现后，与众多村民一同被押往杀人场。下午五点左右，日军开始杀人。被剥去衣服的李康杰，后背挨了两刺刀，日军见他没了动静，便一脚踹下了崖。“尸体堆了好几层，六七米高的土崖都被填满了。”李德库转述父亲李康杰的回忆说，“后来日军清理现场，没死的人被头朝下地活埋了，只露出腿来拴牲口。”

　　苏醒过来的李康杰，在尸体堆里待到深夜，直到鸡叫时分才爬出村子，被回村寻找亲人的吴全英背到安全地带，后来被送至八路军医院，昏迷七八天才脱离危险。

　　“我父亲在世时很少提及这段往事，一提起来就气得浑身发抖。”李德库说，在那场血腥屠杀中，他的奶奶、大姑、大姨，以及村里许多妇孺老幼都遇了难，他的父亲是唯一的幸存者，但身上留下了日军刺刀造成的四处贯穿伤，“伤疤均有树叶大小，都是从后背直透前胸。”

　　这样的创伤不仅烙在李康杰的身心，也如毒刺般扎进了整个村庄后代的记忆里。

　　今年59岁的赵和平对那段历史的印象，来自童年的惊悸记忆。“小时候，我和伙伴们在土崖下玩，经常能从土里挖出白骨。老师告诉我们，那里曾是日军的‘杀人场’。”年幼的赵和平向父亲赵云求证，得知父亲当年因患寒病被日军视为“传染源”，躲在窑洞里才侥幸逃过一劫。

　　时间或许会模糊遗迹，历史却不应被抹去。2008年，古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力量深入各村调研，结合档案、方志、实物证据与幸存者证词，编撰了《抗日战争时期古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成果》一书。李康杰与赵云等人的口述被清晰记录在册，成为日军暴行的铁证。

　　安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武玉红转述父辈的回忆：日军屠杀手段骇人听闻，不仅用枪杀、刀劈、刺刀捅，还用火烧、活剐、狼狗咬，十分残忍。其中，在冯家岭一孔窑洞内就活活烧死17人。资料显示，“百日扫荡”期间，安吉村被洗劫一空，84人遇害，房屋全被烧毁。不仅如此，周围村庄的群众也被日军押到这里杀害。据不完全统计，两个多月里，日军在安吉村8个杀人场共杀害375人，其中在赵氏祠堂后崖下183人、冯家岭37人、糜黍沟36人、井沟31人、窑垴上27人、前场24人、后沟19人、后园子18人。仅11月20日一天，安吉杀人场就有61人惨遭杀害。

　　古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程财旺介绍，不止安吉惨案，日本侵略者在古县进行过多次“扫荡”，他们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制造了多起血腥惨案。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古县人口伤亡2656人，其中直接死亡2195人;烧毁古文物建筑2处，破坏学校12处、公共建筑设施25处;烧毁民众楼房182间、平房4250间、窑洞119孔，抢夺和烧毁粮食1139.6万余公斤、棉花8000余公斤、大牲畜3843头、羊39768只、猪4792头、鸡43000只，农具、家具等不计其数。

　　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记忆，更是一段英勇抗战的民族史诗。程财旺说：“面对来犯之敌，古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配合八路军奋起反抗、英勇作战，最终赶走了日本侵略者。1945年5月12日，古县全境解放。”

　　夏风掠过玉米地，沙沙声里仿佛藏着无数细碎的低语。八十余载后的今天，“安吉惨案”的幸存者或见证者已相继离世，彼时的8处杀人场也早已成为庄稼地或者屋舍。但，泥土深处的白骨、代代相传的泣血记忆，始终在提醒着后辈人：这片土地曾被怎样的暴行撕裂，又在怎样的剧痛中一寸寸缝合起民族的筋骨……

　　策划统筹：陕文喜 姜秀丽 田青松

　　支持单位：中共临汾市委党史研究室

　　稿件：王小庚 黄艺贞 孙宗林 王 帅 赵 俊 王 凯

　　图片除署名外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