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历时75天的红军东征，是影响和改变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一次伟大战略行动，是发生在三晋大地而震惊全国的伟大历史事件，是毛泽东“经营山西”伟大战略蓝图的践行尝试，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揭开了全国抗日救亡的序幕，开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红军东征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这一举国瞩目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惊天动地的长征，是人民军队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是人类历史上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红军东征，是在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之后，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之前的一次伟大战略行动。红军东征山西，既是红军整个长征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延续和发展，举足轻重。从宏观视角，把握历史的长时段，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红军东征的必然性和重要历史地位以及伟大意义。

　　一、东征的背景

　　1935年，攸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已处在大决战的前夜。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者咄咄进逼，加快了侵华战争的步伐，华北已处于十分危急的时刻。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局势，正在展现着向光明前途急进的巨大变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历经两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胜利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会合，完成了“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奠基”的历史任务。此时，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国共产党进入全力着手准备抗日战争的历史阶段。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出现了供应困难。陕甘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自然条件差，人口稀少，土地贫瘠，人吃马喂都成了问题，其他物资也很难补充。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陕甘地贫人穷，兵员短缺的特定环境，决定了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必须以发展求巩固。这是客观条件的现实要求，也是红军东征的历史背景和必然性。

　　红军东征是共产党为执行新的策略方针，确保红军稳固立足、生存和发展，实现准备对日作战的历史任务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采取的重大战略步骤。正如周士第将军所说：“为了实现对日作战，挽救华北危局;为了以直接的抗日行动援助全国工人、农民、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的救亡运动;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了在发展中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播撒革命种子;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红军不顾蒋阎卖国贼的阻挠，举行了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东征。”

　　二、伟大的决策

　　红军东征战略，从最初提出，到最后决策，历经了1935年11月下旬至1936年2月初，两个多月的决断过程，最终作出了伟大的决策。

　　毛泽东始终以总揽全局的远见卓识、知难而进的无畏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主动灵活的高超谋略，居于东征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起着具有领航定向决定意义的主导作用。

　　当时，党内和红军中意见并不统一，各有己见，不少人忧心忡忡，疑虑很大。这对于经历了长征之绝顶磨难的红军来说，完全可以理解，也不无道理。毛泽东主席凸显伟人风范，高瞻远瞩，胸有成竹。他对山西情有独钟，在对山西作了全面深入研究之后，断定山西在中国革命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将发挥特殊的作用。在新形势下和中国革命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遂作出了“经营山西”的战略构想。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通过著名的瓦窑堡等会议，通过致电、写信、交谈，做了大量思想工作，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力排异议，形成共识，统一思想，红军东征战略决策最终得以付诸实施。这是毛泽东深思熟虑而精心策划设置出来的无产阶级军事战略的杰作。

　　三、重大的胜利

　　在红军东征作战的75个日日夜夜里，毛泽东率领红军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不辞辛劳，不避艰险，高举着抗日的旗帜进入山西。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的智慧才能，胆略气魄，远见卓识，指挥红军横跨黄河，进逼吕梁，挺进晋中，北戈太原，南征晋南。先后作战百余次，转战59个县，横扫大半个山西。整个战役，歼敌7个团1.7万余人，俘敌官兵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火炮20余门。扩充红军8000余名，筹集款项30余万元(旧币)，并获取大量粮食和物资。它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继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第三次“围剿”后的又一个伟大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准备抗战的历史阶段，以“反蒋抗日”为策略，在军事上向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强有力的战略进攻。

　　四、重要的作用

　　红军东征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实际出发，依据当时的地理环境条件，顺应中国革命的需要和时局的发展，当机立断，所决策和实施的一次伟大战略行动。并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可谓收获颇丰，意义非凡，作用重大，影响深远。胜利地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创了中国革命征程的新局面。

　　1.在军事上，渡河东征的军事行动，以外线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军事“围剿”，实现了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战略目标。

　　红军东征前，陕甘苏区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且不断受到攻击。红军东征中，以凌厉攻势，灵活战术，纵横驰骋于山西境内。不仅重创号称10万兵力的晋绥军，而且迫使其将“围剿”陕北根据地的4个旅晋绥军撤回河东。由于山西局势吃紧，依阎锡山的请求，蒋介石遂把部署于陕南、河南的关麟征、汤恩伯、商震等10师中央军调入山西驰援。从而打乱原来的“围剿”部署，减轻了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压力，为巩固和保卫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在陕北的落脚点和立足地，趋于稳定和巩固。为此后的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以及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延安成为革命大本营和革命圣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在政治上，红军东征高举抗日讨逆的爱国旗帜，广泛宣传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在三晋大地播撒了抗日的革命火种，极大地推动了山西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红军东征是毛泽东“经营山西”伟大战略构想的尝试和践行。红军在以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横扫大半个山西的同时，四处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帮助老百姓挑水扫地，发动群众打土豪、斗恶霸上千户，将所缴粮食、财物分发给贫苦百姓，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群众深切感到，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是穷苦人的队伍，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救星。彻底粉碎了阎锡山的反动宣传，从而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

　　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红军和随军行动的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及其领导的工作队等，积极开展地方工作。首先，创建了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和襄陵县苏维埃临时政府等数十个各级政权组织，三晋大地第一次有了工农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其次，组建了中共河东工委、中共中阳县工委和赵城、洪洞、汾西、蒲县、临汾临时县委等各级党组织，在各地发展了一大批党员，使山西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另外，先后成立了中阳游击队、石楼沿黄河游击队、晋西游击队、临汾龙子祠游击队、河东游击队、晋南游击队、蒲县克城游击队和汾西游击队等数十个武装组织，配合红军作战，扩红、筹款和发动群众，8000多名三晋子弟加入红军，迅速壮大了革命队伍。红军走一路红一线，驻一地红一片，在山西各地城乡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唤醒了山西人民的革命和抗日激情，普遍掀起了抗日和革命的热潮。红军东征的胜利，既是毛泽东关于建立山西抗日根据地战略构想的贯彻执行与实践结果，同时又为毛泽东这一战略构想的进一步实践并获得成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创建抗日根据地持久坚持华北抗战，奠定了深厚的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

　　3.在经济上，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及时得到了物质和财力的补充。

　　陕北是一个地瘠民贫、交通闭塞的穷苦地区，再加上国民党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从而使根据地本身的生存、巩固和发展受到严重限制。红25军、中央红军先后到达陕北后，连同原来的红26军、红27军，共有1.3万余人，物资供应更加困难。红军东征山西期间，在地方工作团和山西地方党组织以及苏维埃政权的配合下，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除大部分发给贫苦百姓之外，缴获了陕北根据地急需的大批粮食、布匹和医药用品等物资，物资和筹款合计约50余万元(旧币)。解决了军需民用的燃眉之急，得到了人力物力财力的较多补充，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稳固地立足陕北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4.红军东征广泛宣传倡导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建。

　　红军东征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流动中连续召开会议(晋西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讨论了政治、军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问题。加大了宣传、倡导和推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度，并根据形势的不断变化，果断实行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一些政策进一步具体化，逐步付诸实施，千方百计主动做工作，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建和形成。

　　在红军东征前后，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方式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一系列的联系、沟通和协调、谈判，初步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共识。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在西北地区基本形成了“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格局和形势。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此后发生的著名的“西安事变”，与此有着直接的影响和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进程。

　　红军东征促成了阎锡山政治态度的一定变化，推动了山西特殊抗战局面的形成。红军入晋作战，重创了阎锡山的晋绥军，并激化了阎锡山与蒋、日之间的矛盾，使阎锡山再不能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必须在联日反共、联共抗日、联蒋剿共三者之间选择其一。中共中央和北方局通过各种渠道途径，加紧了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终于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合作关系的建立。阎锡山权衡利弊，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由反共转变为要“守土抗战”。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得以在山西率先实现。有力地推动了山西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开赴山西，抗击日寇，创建以山西为战略支点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良好条件。

　　5.红军东征，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促进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处于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而进行的一次震惊世界的伟大远征。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逐步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红军东征是继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经艰险，风雨兼程，胜利抵达陕北之后的关键时刻，又一令人瞩目的惊人壮举，是毛泽东作出的关系全党、全国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军事行动，对山西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党组织的发展，以及中国革命的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深远意义。

　　红军东征战役，在伟大决策、果断实施、英明指挥、所向披靡、胜利回师的全过程中，毛泽东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定乾坤，主沉浮，挽狂澜，淋漓尽致地发挥了领航定向的核心领导地位和主导作用，凸显了其坚定的理想信念，超前的战略眼光，杰出的指挥才能，高尚的领袖风范，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军内的崇高威望，更加深受广大党员和指战员的敬仰爱戴，从而赢得广泛信任。理所当然地肩负起中国革命旗手和舵手的历史重任。

　　红军东征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红军将领们，同心协力，共谋发展，团结奋斗，同铸胜利，充分表现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一致，英勇奉献的崇高革命精神，标志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团结战斗中开始形成，并经受考验和洗礼，日趋走向成熟。

　　伟大的红军东征作为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延续，是影响和改变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进程的一次伟大战略行动，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历史画卷上灿烂辉煌的一页。

　　中共临汾市委党史研究室(临汾市地方志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