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毛泽东亲率红军在山西境内实施了震惊全国的东征作战，虽然仅历时短暂的75天，但却是影响和改变中国革命历程的一次伟大战略行动。在中共党史，军史和中国现代史上举足轻重，彪炳千秋。

　　临汾在红军东征中占居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红军东征对临汾的革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促进和助推作用，揭开了临汾红色革命历史的崭新篇章。与此同时，临汾人民在红军东征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做出了可歌可泣的历史贡献。

　　一、临汾在红军东征中占居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临汾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种因素，在红军东征中占居不可替代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亲率红军东征中，临汾既是主要的立足指挥之地和主要决策之地;又是东征的主要区域和主要战场;还是红军胜利挥师西渡的决策之地和实施之地。

　　红军东征历时75天，毛泽东转战山西74天，其中在当时的隰县停留43天，在永和县停留15天，共在临汾境内待了58天，占到东征总天数的近80%。毛泽东率总部在临汾境内召开了多次会议，作出了一系列决策，发出了许多电报，立足临汾西山诸县，运筹帷幄、用兵如神，指挥红军东征作战不断取得胜利。红军东征横扫大半个山西，转战50余县，足迹遍及临汾所辖的17个县市和3746个村庄，占到红军涉足县市的三分之一。红军东征中共扩红8000人，临汾地区3000多青年加入红军，占扩红总数的约40%。红军东征在临汾境内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先后攻克襄陵和吉县两座县城并活捉县长，是红军东征中唯一攻克的两座县城。东征中山西共建立苏维埃政权64个，其中临汾43个，占到三分之二强。

　　从这些简单的数字中可以看出，临汾在红军东征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作用和价值，显而易见。

　　二、临汾人民在红军东征中的重要历史贡献

　　1.策应支持红军东征

　　红军东征之前，中共中央作了多方面的充分准备，陕西党组织先后派遣山西籍共产党员返晋，做侦察和策应等工作。1936年初，西安地下党组织派遣李式楷和许荒田等，携带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传品，回赵城、洪洞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策应配合红军东渡。

　　两人接受任务后，把宣传品缝在棉裤内，经潼关和风陵渡关卡，返回山西老家。李式楷返回南王村，许荒田返回大胡麻村。他们不顾当时山西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积极活动起来，秘密进行迎接红军的准备工作。许荒田找到大胡麻村的老教员高光远。李式楷找到南王村的老同学刘发祥，又联系上了石止村的王兴吾和张克莱，小李托村的徐生芳，大李托村的陈子忠、解肇元等人。他们经常在大胡麻村和南王村北的野地里开会，研究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与红军东渡黄河的形势，决定：一方面把党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传品张贴宣传;另一方面分头联络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和穷苦受压迫的青年准备参加红军。并成立了中共赵城胡麻圪垛寺党组织，负责人王兴吾。遂派王兴吾和刘发祥深入赵城城内，了解搜集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设施和敌人动向等情报。

　　红军挺进洪赵一带后，李式楷和张克莱持党组织介绍信，与驻洪洞玉峰山的红一军团红四师取得联系，向师政治部主任舒同汇报了洪洞县城城防设施的一些情况，讨论了地方党组织如何配合红军行动的问题。之后，他们又到河西石止村与红一军团政治部取得联系，罗荣桓主任接见了李式楷、许荒田、王兴吾、张克莱、刘发祥、徐生芳等人，并进行了座谈。他们详细汇报了洪赵各地的一些情况。罗荣桓指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揭露蒋介石卖国反共、不抗日、打内战的阴谋;宣传我们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十大主张;扩大红军武装力量;组织红军游击队。

　　此时，他们通过多方联络，已组织了上百人的武装队伍，并要求随红军主力行动。罗荣桓指出，让王兴吾、张克莱到游击队去，其余的人不要暴露政治面貌，仍留下来在地方扩军，坚持地下秘密工作。并由红军派萧克、张国华等同志作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

　　遵照罗荣桓的指示精神，1936年3月，正式成立了山西河东抗日游击队。司令员张克莱，政委萧克，副司令员涂则生，政治部主任张国华，特派员刘宗清。下辖3个大队，人员最多时发展到300多人。广泛活动于赵城、洪洞、临汾、襄陵、乡宁、大宁、蒲县、汾西、霍县、隰县、安泽等13个县，足迹遍及临汾地区及其周边区域。配合协助红军作战，扩红，筹款筹粮，宣传抗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红军党员和地方党员相结合组建了中共山西河东工委，书记王兴吾，宣传委员王一东，地方工作委员张国华，军事委员张克莱，组织委员王兴吾，直属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领导中共赵城、洪洞、汾西、蒲县、临汾5个临时县委。工委建立后，鉴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同游击队联合行动，根据上级的统一安排部署和要求，配合东征红军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扩红筹款，开仓济民，打土豪斗地主，建党建政，做了大量工作。这一阶段，在洪赵境内，共打土豪斗地主235户，当铺5家，富商和粮店、盐店30多家，开仓放粮给贫苦群众1万多石，筹款3万多元。

　　为了策应红军东征，1936年3月，临汾县共产党员杨一木、王权五、贾景云等，组建了临汾龙子祠游击大队。队长贾景云，政委杨一木，政治主任王权五，参谋李左堂。同时，成立了临汾龙子祠游击大队党支部，书记孙文彩，组织委员乔作樾，宣传委员李青蕊。并举行了武装暴动，公开打出了抗日的革命大旗。杨一木等主动前往迎接红军，与红二师取得了联系。配合红军围临汾、攻襄陵。1936年4月1日，攻克襄陵县城后，立即成立了襄陵县苏维埃政府，杨一木任襄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襄陵县苏维埃政府的诞生，是平阳大地自古以来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县级新生政权。以襄陵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号施令，布告安民，维持治安，宣传抗日，颁布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扩红筹款筹粮，开仓济民。并将监狱打开，释放在押人犯。对放下武器的“防共团”400余人全部遣散回家。

　　旧县长康小民化装藏于“王成德”杂货铺内，把政府大印藏匿在醋坛之中，被群众检举出来，而被抓获。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押着旧县长等人游街示众，交群众公审。对盘剥群众最为严重的“玉锦当”“五兴当”“吉生当”“五庆当”“利生当”等5个当铺，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把他们的财产没收，全部分给穷苦百姓。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领导下，对工商业者秋毫无犯，很快商店全部开门，正常营业，买卖公平，秩序井然。在赵曲村，抓住了反动镇长梁荣伍，拉其游街示众，清算其敲诈勒索的罪行。在南高一村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向大地主梁庆如征收4000多块大洋。该村横行乡里，作恶多端，欺压百姓，高利盘剥群众的“杨狗头”，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将其镇压处决。北高一村地主王秃娃，为富不仁，压榨百姓，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把他家的200多石粮食(60万余斤)分发给穷苦百姓。全村穷苦百姓和农民连扛带抬把分得粮食拿回家中，高兴地说：“红军对穷人太好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队伍。”在古城镇，家有良田500亩的大地主吕海如，听说红军要来时，吓得逃之夭夭，分了他的浮财给穷苦群众，接着又把三家当铺和三家米行的衣服粮食分发给穷苦农民。西中黄村打当铺的事，更是痛快淋漓，群情激奋，打开“永成当”的大门，号召群众拿当票来领取当物，消息传开，周围村庄的群众像赶会一般，络绎不绝地去取当物，群众笑逐颜开。

　　广大群众对襄陵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惠民措施和爱民行为、深受感动、热烈拥护、欢声裁道。从而戳穿了蒋介石、阎锡山对红军的欺骗宣传和造谣污蔑，人民群众对红军由惧怕变成了朴素的阶级爱心，由恐惧躲避变为热烈欢迎，衷心拥护。短短几天，仅襄陵县参加红军的就达200人之多。邓庄镇的农民王汾兴，亲眼目睹了红军的所作所为，亲耳倾听了红军的抗日宣传，颇受感动，便主动跟随一个姓张的红军排长跑前跑后，协助安排部队食宿。中梁村的长工张宗彪更是积极配合红军行动，主动作向导，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走庄串村，帮着红军贴标语，搞宣传。

　　红军东征的足迹所到之处，除当地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主动配合及积极协助之外，广大人民群众普遍积极响应和热情配合红军的行动，以多种方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霍县邢家泉村的一位老大娘主动给红军拆洗缝补衣服、被子，关怀备至，被红军誉为“红军妮”。

　　2.踊跃参加红军队伍

　　震惊全国的红军东征的伟大战略行动，震动了整个临汾这块红色沃土。临汾是山西建党最早的地区之一，革命基础较好。红军所向无敌的英勇作战行动和打富济贫的爱民行为，以及准备抗击日寇的义举，唤起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激情和抗日情怀，普遍认识到：“红军是咱穷苦人自己的队伍”，“红军是穷人的救星，是拯国于危，救民于难的亲人”。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穷人要翻身，就得跟红军”。于是，纷纷踊跃报名要求参加红军队伍，涌现出父送子，妻送郎和兄弟争相参加红军的热潮。

　　临汾县龙子祠游击大队整体编入红二师五团。红军东征中，多路部队先后转战汾西县境内，活动长达50多天。在打击敌人，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建党建政的同时，派出得力干部，帮助地方建立和发展抗日游击队。先后在勍香、对竹和汾灵交界一带，组建了三个游击营。仅40多天，三个游击营就发展游击队员1000多人。红军回师陕北时，经整顿，全部编入第75师序列。

　　红二师在临汾县一个月就扩红500余名。峪里村的梁斌同其兄梁山、表弟古保善三人相商同时参加了红军。沙乔村的青年王全录是从涧上村半路跟上过路的红军部队走上革命道路的。刘村靠卖醪糟为生的秦蛋子，在路上把担子一扔，就加入了红军队伍。

　　红一师在洪洞、赵城进行扩红工作。双昌村贫农樊文烈，每天带领红军打土豪、斗恶霸，收缴地主武器，表现非常积极。邓小平在左家沟亲自批准他和一批进步青年参加了红军队伍。赵城一对青年夫妇，强烈要求参加红军，红军表示不收女兵，她们两人就缠住红军讲理由，提要求，软磨硬泡，最后终于被批准双双参加了红军，到卫生队投身于医疗救护工作。洪赵地区先后共有600余人成为红军战士。其中，就有声名远播的“山西娃娃”，洪洞县官庄村时年仅13岁的王东平。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失去父母，10岁便在县城牛奶厂当童工，挨打挨骂，受饥受饿。他自告奋勇为红军带路、传递信息，劈柴烧火，跑前跑后，反复要求，硬是要参加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其参加红军后，起初在红一军团当通讯员。1936年7月，在陕北保安给美国作家斯诺当内务兵。1938年加入共产党，1939年进入抗大学习。1941年任129师警卫连连长。1943年调太岳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工作。1948年参加了著名的临汾战役。

　　红军挺进霍县后，迅速包围了县城，驻扎活动于霍山脚下和汾河西岸的87个村庄。红军的所作所为，震悚了土豪劣绅，鼓舞了受压迫的劳苦群众。在红军和新政权的宣传发动下，青年农民纷纷要求跟上红军闹革命。赵家庄街头首先插起红旗，挂出“自愿参加红军报名处”的牌子。青郎平村的贫苦青年委林平当时只有16岁，在曹村给一家地主老财当长工，他耳闻目睹了红军的言行后，决心参加红军，主动串联带领24个青年报名一起参加了红军。全县有400余名青年加入了红军队伍。

　　红军在曲沃县一边宣传抗日，一边进行扩红。西里村青年学生赵天青听了红军的抗日宣传，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当即报名参加红军，其父母担心他年龄太小，劝他回家，天青说什么也不肯。父母又请求老师去做工作，也不顶事，毅然决然参加了红军。在高显给地主扛活的张随儿，当时年仅13岁，主动找到红军赵连长说：“我受够了地主老财的气，要跟你们到前方打日本去，你们到哪里我也到哪里。”赵连长说他年龄还小。张随儿就一天到晚跟在赵连长身后，紧磨慢缠，非参军不可，部队只好收下了他。仅仅几天时间里，曲沃县就有60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

　　据不完全统计，红军东征期间，临汾地区共扩红3125人。其中，红四师就扩红1398人。红军胜利回师西渡黄河后，还有不少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进步青年西渡黄河，相继参加了红军。

　　美国记者斯诺当年在《西行漫记》中写到：“有一个青年谈到去年红军抗日东征山西时人民的反映。他说：‘老百姓欢迎我们!他们几百几百的来参加我们红军。他们在我们行军的路上送茶水和饼来。有许多人从田里出来欢迎我们，向我们欢呼……’‘参加红军人纷纷，倭寇国贼惊失魂;抗日先锋处处有，革命同盟遍乡村’。”这段话是当时临汾人民热烈欢迎红军和踊跃参加红军情景的真实写照。

　　3.建党建政筹款筹粮

　　彭真同志曾指出：“临汾是晋南共产主义的根据地，晋南很多地方的党团组织是从他们那儿发展起来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山西临时省委曾立足临汾组织领导全省的革命斗争，一度成为山西革命斗争的领导中枢和策源地。

　　但是，在持续的白色恐怖中，临汾党组织屡屡遭到严重破坏。1928年临汾各县共有党员99名，到1935年临汾各县坚持有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仅剩7人，临汾的革命斗争处于低潮阶段。

　　红军东征期间，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还是工作队的优良传统，每到一地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宣传当前政治形势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红军是人民子弟兵等主张，呼唤着人心，感召着民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红军的帮助下，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临汾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先后组建了中共河东工委和霍县、赵城、洪洞、蒲县、临汾5个临时县委。并相继成立了赵城胡麻圪垛寺党组织、汾西县勍香区委、洪洞曲亭党支部、洪洞冯张村党支部、邓庄党支部等。此后，又陆续成立了赵城李村支部和赵城小组等党组织。随着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临汾地区的革命斗争逐渐由低潮阶段转向高朝。1936年，临汾各县共有党员98名。1937年党员达289名。到1938年，临汾地区共产党员迅速发展到3741名。

　　与此同时，随着红军宣传工作的深入和群众的普遍发动，临汾各县的各级苏维埃政权陆续建立起来。除襄陵县苏维埃临时政府之外，先后成立了汾西县勍香区苏维埃政府、蒲县克城苏维埃区公所等43个政权组织。在党组织和新政权的组织领导下，积极为红军筹募抗日救国经费物资，临汾各县呈现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动人局面。

　　汾西县勍香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时，勍香附近各村2000多群众参加了成立大会。红军干部姜旭主持大会，选举当地颇具声望的共产党员郭庆祥为苏维埃政府主席，选举村民马志祥、孟云祥、侯攀槐为委员。这些组成人员出身穷苦，思想进步，且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和一定影响。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当场行使人民民主权利，将西村恶霸地主郭春芝押到会场批斗，声讨了其反动罪行。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大声问与会群众，“郭春芝该杀不该杀?”会场群众齐声说：“该杀。”区苏维埃政府答应群众的要求，立即对郭春芝执行死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通过这次大会，进一步振奋了贫苦群众，震慑了恶霸土豪，产生了深远影响。汾西县广泛开展了打土豪，分财物的活动。勍香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游击队长郭庆祥，带领游击队，先后在勍香、诸神沟、麻姑头、桑凹、杨木山等村庄打斗了刘镜川等13家地主土豪，每次打土豪都要召开群众大会，把没收来土豪劣绅的不正当财物当场分给广大贫苦农民，对群众震动很大，这股革命洪流由西向东迅速波及汾西全县。红军和游击队到哪里，哪里的穷人就争着给队伍打红旗，带路，配合行动。抵达和平村的红军不足百人，但经过邢家要、盈村、北庄等村庄时，就有数百名贫穷农民协助配合红军打了卫玉光、任虎云等几家土豪劣绅。往日作威作福的地主土豪，都躲到县城不敢露面。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点燃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仅40多天，汾西全县就打斗地主土豪55家，镇压反动分子2人，仅没收大地主崔春兰家的粮食就有800多石，煤炭20多万斤。

　　红军进入蒲县克城镇后，首先包围收缴了反动当局在克城建立的“商团”武装组织的枪支。在充分宣传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继而在克城镇的洋教院，召开了蒲县克城苏维埃区公所成立的群众大会。推举当地贫苦农民、积极分子贾兆元为区长，任天镒、任天才为委员。接着，在苏维埃区公所的领导下，又成立了克城农民协会，由张效良担任农民协会主席，先后发展农民协会会员三四十人。农会会员在大街上向农民群众宣传：“农会成立了，很快就要分地了，咱们贫苦农民就要有地种了(后因时间仓促，没有分成土地)”。克城苏维埃区公所的建立和克城农民协会的发展，使克城一带的政治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长期以来受剥削、受压迫的穷苦群众，第一次扬眉吐气地站了起来，有了自己说话的权力，农民群众焕发出了从来没有过的革命激情和积极性，踊跃协助配合红军的各项活动。

　　克城是蒲县最大的集镇，镇里有几家地主的大商号，平时依仗权势，欺压剥削群众过甚，民愤很大。苏维埃克城区公所和红军根据群众的意见，没收了土豪劣绅的粮食等财物，分给了衣食无着的穷苦农民。“吉顺号酒店”的东家，是许家沟地主韩耀元，存粮甚多，仅骡子就养了15头;“永庆城盐店”的东家，是汾城县有名的大地主;“同泰昌粮店”的东家，是蒲县县城地主曹珍;“三源集粮店”的东家，也是地主土豪。红军到来时，店主们都吓得逃之夭夭，仅剩下伙计们看店。而时下群众既无粮，又缺盐，贫困交加。克城苏维埃区公所和红军决定，除抽出酒店、盐店的财物和部分骡子补充军需外，把没收这些店的100多石粮食和数千斤食盐分给贫苦群众。

　　与此同时，克城苏维埃区公所和红军在圪老掌、公峪等村，没收了十几户地主的粮食和财物：在太林、乔家湾、化乐、黑龙关等地，没收了20多家地主老财的粮食、银元、铜钱等。仅没收太林村地主李仁祥一家的粮食就100多石。乔家湾等村还打开伪村公所的粮仓济贫。除保障红军部队军需外，大部分分给了当地的穷苦农民。广大群众对新政权和红军打富济贫的爱民举动，看在眼里，动在心里，穷苦农民对新政权和红军全力拥护，十分感激，都夸红军好，红军是咱穷苦人自己的队伍。从而积极配合红军和新政权的各项行动。克城镇有一家富户，经营菜蔬，平时为富不仁，红军到克城时，其小儿子勾结蒋军来打红军，经新政权和红军审查决定，将其带到下柳村镇压处决。化乐乡离掌村阎编村村长李开通，很是反动，民愤极大，在化乐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公布其罪状，就地枪决。有力震慑了反动分子的气焰。

　　红军东征期间，霍县的师庄、退沙等一些村庄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深入开展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和筹粮款等活动。全县大部分村庄都斗争了不法地主，将没收的财物、农具和近10万斤粮食分发给穷苦农民。赵家庄“宏泰当铺”是一家大当铺，多年来高利盘剥，鱼肉百姓。新政权和红军组织积极分子刘秀斌等人负责认领当票，将群众的东西无代价地退还原主。由于认领的群众越来越多，群情激愤，当铺老板不得不低头认罪。南程村群众斗争大地主何富贵，附近的偏墙、辛庄等村群众，光粮食就拉了三天。长年饿着肚子的穷苦农民第一次分到粮食，穿上了新衣服，喜出望外，格外激动。

　　洪洞、赵城地区先后成立了4个区苏维埃政府。秦壁、左壁、冯张、师土、上王、古罗、上纪落、明姜、万安、石家庄、涧西等12个村成立了农民协会。有的村庄，农民还自发地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在短短20多天的时间里，共打土豪235户，当铺5家，富商、粮店和盐店30多家，开仓放粮1万多石，没收大洋3万多元，金银珠宝和其他浮财，难以计数。还收缴了地主富豪和伪村公所的枪支400余支，充实了红军队伍。

　　永和县成立了乌华乡苏维埃政府，选举赵士昌为主席，为红军筹粮筹款，扩充兵员。新政权严格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对于财主富户也是通过调查了解后予以筹粮筹款。仅乌华乡苏维埃主席赵士昌就为红军筹粮1000余石，直接运往陕北。西峪村刘兴福筹粮100多石;于家咀村霍德昌献出粮食50多石，银元300余块;西庄村冯乾元献出粮食30余石，银元100多块;乌华村赵德荣献出粮食100余石;圪列垣村冯守业、冯春德各献粮食50余石;马家湾村霍继元、冯琪仁各献筹粮食30石。还有不少群众献出粮食10石、20石不等。

　　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等多路红军先后转战隰县，驻扎时间长达70多天，也是红军活动最为持久广泛的县之一。红军所到之处，革命烈火处处燃烧。隰县三四区的水头、大麦郊、康城等地，相继建立了乡村苏维埃政府，政府设主席和委员，下辖武装、肃反、粮食、财政、土地各机构。一区、二区虽然没有建立苏维埃政府，但却陆续建立了一些贫农委员会。一区的蓬门村贫农委员会会长杨长富、委员为车根虎、杨长旺等。二区从黄土到岭上一带，多数村庄都建立了贫农委员会。苏维埃政府和贫农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筹粮筹款，管红军的食宿，配合支援红军的作战行动和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政策主张。一区的下李、冯家、朱家峪、后堰等村打土豪20余户;二区黄土、陡坡、寨子、午城、水堤等村打土豪130余户，筹集大量粮草和财物;三区康城村还进行了土地分配，把八九户地主的土地分给穷苦农民。梁家河村贫农委员会会长梁清保把没收老财的13个元宝(每个50两重)如数交给了红军。蓬门村杨进德接受红军的派遣，不顾危险，发挥熟悉情况的优势，深入到石楼县和冯家村等敌占区侦察敌情，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情报。

　　红军东征期间，临汾各县先后恢复成立的各级党组织和新组建的各级苏维埃政权，由于政治形势和战局迅速变化，存在和活动的时间虽然不长，可以说非常短暂，但却开展了许许多多的革命活动，有力地支持助推了红军东征的伟大战略行动，广泛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尤其是各级苏维埃新政权的诞生，在临汾革命的历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在临汾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人民群众实施了当家作主的初步尝试，取得了经验，影响深远。据不完全统计，在新政权和红军组织领导下，临汾各县共打土豪，斗恶霸829户，仅临汾县斗争土豪劣绅近200家，为红军筹粮600余石，银元近千元;洪洞县为红军筹款银洋3万多元;曲沃县为红军筹款1万多元;侯马为红军筹集银元3400余元，扩充骡马80多匹。

　　1998年4月22日出版的《红军东征》一书中指出：“红军东征，不只是一次战略性的军事行动，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历程中也功不可没，值得大力称赞。8000河东子弟加入红军队伍，大批抗日经费和物资，在东征中筹到，对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一方面军来说，可说是如虎添翼。对我们党和军队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段话，字里行间凸显和折射出临汾和山西人民的巨大奉献。

　　(王乃德为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原研究员、处长，张国富为临汾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