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庙，若是仅仅以庙的眼光看待，神州大地，庙宇如繁花竞放，自然毫不起眼。

　　然而，倘若熟悉中华文明，了知人类文明，就会感佩这哪里是一座普通庙宇，而是一座罕见的文明圣殿。

　　顾名思义，尧庙当然是为尊奉帝尧而兴建的庙宇。不过，尧与尧庙却同期应运而生，名扬华夏。此话怎讲?尧并非名字，是后人尊称的庙号。无疑，尧与尧庙浑然一体，同时名世。尧，姓伊，或说复姓伊祁，名叫放勋。尧字，早先为“垚”。垚字的本意是土高貌，即雄伟高大，将之在突“兀”其上，那就更加巍峨高峻。回望上古，尧只是一位统领天下的头领，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大王，为何要尊奉如此峻拔的庙号?疑问何止这一个，称尧也罢，为何还要忝列三皇五帝的五帝之中，雅称帝尧?

　　我可以用我三岁时的欢蹦乱叫来回答这个严肃的问题。那时我早早走出村庄，看到了东方天际勃然升起的太阳。那太阳又大又圆，喷射着五彩霞光，天空大地都闪烁着灿亮的色泽。我禁不住拍着小手欢叫：“‘耀窝’，‘耀窝’出来了!”我喊叫的“耀窝”就是太阳。把太阳叫作“耀窝”，不是我口齿不清，不是我独辟蹊径，而是我鹦鹉学舌。我身边的妈妈这样叫，和我们相随去往田地的叔伯婶子这样叫。上学后，我曾经好奇地发问，为什么要把太阳叫作“耀窝”，长者们给出的都是同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祖祖辈辈都这样叫。

　　我的好奇心变为崇敬心，是我破解了那一轮辉映大地的太阳被叫作“耀窝”的密码。有意思吧!把密码敞亮在光天化日上，人人可以仰望，可以观看，怎么还能是密码呢?可这密码硬硬耗费了我几十个岁月。直到而立之年，直到我在《史记》中与帝尧相遇，直到司马迁“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的语句统摄住我的思绪，心中久久缭绕的迷惘才瞬间消散。原来在史圣的眼中帝尧就是太阳，要不怎么会“就之如日”?此时我真想像儿时那样欢跃蹦跳，连声喊叫。只是还没容我喊出内心的欢悦，鹦鹉学舌一词成为羁押我身心的杠铃。难道我故乡的祖祖辈辈，跟着司马迁鹦鹉学舌，把“就之如日”直白为土话“耀窝”?自然这个“难道”难以鼎足，那就只能用壮游一词来做诠释。司马迁在弱冠年华，曾经得到父亲司马谈的支持，壮游天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可能就是在壮游时从我先辈的先辈嘴里聆听到了“耀窝”这个好奇的词语，当他将好奇的目光投向太阳时，竹简上留下“就之如日”的刻痕也就自然而然。

　　或许，世事并没这样平铺直叙，还会像黄河那般拐过无数道弯才能抵达大海。司马迁至少要拐一个弯才会对接在我先辈的先辈那里，这个弯就是《论语》。孔子在《论语·泰伯篇》里摇头晃脑带着痴醉味地高诵：“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有没有陶醉不敢肯定，但司马迁却一定是陶醉了。试想，把《论语》正读三遍，反读三遍，看看还有哪一个人获得像帝尧这样“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的殊荣?没有，帝尧是唯一。

　　为何帝尧会如此受人尊崇?此时为我传道、授业、解惑的是《尚书·尧典》，从中可以瞭望到帝尧面对的困境。那时正处于由狩猎取食向农业种植的过渡阶段，南方的水稻和北方的粟禾都已种植了几千年，由于没有掌握天象气温，缺少成型的历法，务植庄稼的先祖摸索得步履艰难。他们的摸索或许是后人的猜测，而南宋诗人陆游写下的野人生活倒是可以印证古人的艰难。那是一首《鸟啼》诗：“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悯蚕饥。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五月鸣鸦舅，苗稚忧草茂。……”岁月已经到了南宋，离帝尧时期也有几千年了，可是僻地山村的“野人”仍然按照鸟鸣来判断时令，决定农事，远在上古时摸索的艰难就更不用说了。摸索着种植自然难能得当，种早了，种迟了，都可能有种无收，广种薄收就是最好的收成。无收或者薄收都会饿肚子，此时钦定立法，敬授民时，确实是最重要，最最重要的大事。

　　帝尧能不能把握住这个重要课题?对此，《尚书·尧典》的记载是：“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只是综述，往下还有更为详细的叙述。帝尧分别派出羲仲、羲叔到东边的旸谷和西部的昧谷，观察日出日落的情况;派出和仲、和叔到北边的幽都和南方的交趾，观察太阳北移、南归的情况。四位先贤经过很长时间的观测，触摸到了太阳运转与气温冷暖的变化规律。帝尧将他们召集回来，开了一个确定历法的会议。在《尚书·尧典》可以看到帝尧做了如下归纳：“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将这结论变成当今的话语该是：啊!羲氏与和氏，一周年是三百六十六天，再用添加闰月的办法确定春、夏、秋、冬四季而成一岁。由此规定百官的职守，许多事情就好兴办了。

　　这就是历法，最早的历法。仅此成就已让人够为惊喜了，然而帝尧和他带领的那个“历象日月星辰”的团队未必惊喜，更莫说陶醉。他们没有忘记初心，深深牢记着观天测时是为了指导适时下种，是为了种出众生的丰衣足食。这便有了最早的节气，尽管《尚书·尧典》显示的是“以殷仲春”“仲夏”“仲秋”“仲冬”，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却从中读出，那时已经出现了四季。他在《天道与人文》一书中将之称为“二至、二分”，即夏至、冬至，春分、秋分。这“二至、二分”不就是节气吗?是，这是中国最古老的节气，而且是决定四季的重要节气。缘此，竺可桢先生在这本中评价：“四季之递嬗，中国知之极早。”早到了何种程度?他没有点明，我们不敢妄自尊大，甚至不敢高声宣扬，因为有种观点牵制着发声的喉咙，缺乏考古实证的历史未必属于信史。真是如此，还是慎言为好。中华民族历来都谦和谨行，从来不事张扬。

　　可就在我缄口读史的时候，苏秉琦先生发出了声音：“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尧舜时代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他的声音响亮在山西省侯马市的“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时间是1985年11月上旬。而后醒目的文字出现在他的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之中。

　　真是可喜，“中国”一词出现了，而且出自苏秉琦先生之口。他是北京大学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是我国顶尖级考古专家，没有充分思考，当然不会轻率出唇下结论。我隐隐觉得这是结论，也是预言。说结论，是因为那时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经历时7年，发掘了诸多墓葬。墓葬提供的依据是，阶层分化已经出现，有了高等级的大墓，其中的陪葬品，不仅有用具，有礼器，还有象征王者身份的彩绘龙盘。更为提神的是，经碳十四测定，陶寺遗址大致时间在距今4300年左右，这个时段正好与帝尧时期吻合。更巧的在于，陶寺遗址恰在史书记载的“尧都平阳”区域范畴，考古实证改写了史书的记载，帝尧时期不再是传说时代，而是真实可信的历史。

　　那为何我会认为苏秉琦先生的宏论还是预言?因为宏论的高点在于出现了“中国”，尽管这“中国”还不是当今“中国”的名称，如他所说，只是“共识中国”，只是地理方位的称谓。可也标志着国家雏形已经形成。那么，催生国家的动力是什么?应该是节气，可仅靠四个节气仍然无法在最佳时段将种子播进土地呀!那就是说，还亟待自圆其说的证据出现。

　　证据确实出现了，预言变为了现实，2002年，陶寺遗址的观象台赫然面世，可观测20个节气，对播种至关重要的节气全都能一目了然。真是一目了然，站在观测点，透过观测柱的缝隙，可以眺望到不远处崇山顶上初升的红日。太阳在不同的山头升起，穿过不同柱缝，照在观测点上，表示不同节气。根据节气再下达播种命令，这就是《尚书·尧典》记载的“敬授民时”。“敬授民时”，就可以不违农时;不违农时，就可以丰衣足食。观象台打开了催生国家，形成“中国”的密码，节气就是上古时期的新质生产力。诚如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相同的认知，最初的国家就是在住地周边添加围墙，用以保护收获的籽实。自然，籽实丰收，需要保护，是缘于种植发展，用农耕取食代替了狩猎而食。

　　那为何四面八方之国家要去“中国”“朝贺”“诉讼”?因为“中国”就是帝尧所在的平阳，他率先掌握节气，率先试行，率先形成国家。进而“敬授民时”将节气传播到各个部族，各个部族先后颖变为国家，一时间万国林立。平阳成为国中之国，也就是最初“中国”。“四面八方之‘中国’”“朝贺”“诉讼”，是因为“中国”“敬授民时”，最具权威。

　　打开人类史，对应世界上认为观察天象最早的英国巨石阵，居然比陶寺观象台还晚400多年。此刻，跳跃在眼前的词语是：领跑。别看如今我们国家并行与人类，而在“四季之递嬗，中国知之极早”的帝尧时期，中国曾经领跑与人类!

　　还用再作更多的陈述吗?不用了，至此已可以凸显，尧庙供奉的帝尧，曾经带领我们的先祖领跑在世界文明的前端。不过，帝尧的伟业绝不仅仅只是这些，他之所以能够创造前所未有的辉煌，不只是自己克明俊德，仁爱万民，还在于访贤任能，组成了一个顶尖级的贤士团队。且不屈指细数每个贤士的杰出作为，仅就登上帝尧禅让帝位的虞舜、虞舜禅让帝位的大禹，就精诚奉献，功绩显赫。他们光大了帝尧开创的盛世伟业，后世子孙才把那段令人仰望的时光誉为尧天舜日。

　　正由于如此，尧庙还有别称：三圣庙、三官庙和三元庙。三圣、三官和三元统一所指尧、舜、禹。尧庙兴建的时间很早，早到不可考证的古代，初建于汾河西岸的平阳故地。北魏时期迁建于汾河东岸的伊村，唐朝迁建于现址。而且，历朝历代都把尧庙定位为国家祭祀的皇庙，每三年大祭一次，由皇帝派员主祭，其余年份由地方官员主祭。

　　尧庙，一座屹立在人类文明高端的圣殿。（乔忠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