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蒋介石计划撤销保定、张垣、太原等绥靖公署，另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华北军政。

当时国民党在华北的几员重量级的人物是：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傅作义、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蒋介石对这几个人的看法：

李宗仁，一是在抗战后处理美、苏国际关系问题上，与蒋介石有分歧，李主张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二是在竞选副总统问题上，蒋支持孙科;三是李任北平行辕主任两年以来，工作无所起色，现在战局形势日渐对国军不利，怎么再能任李负华北重责!

阎锡山一流的经济家，二流的政治家，三流的军事家。阎搞经济无疑是把好手，当时能把山西搞成全国的模范省。要说搞军事就逊色多了，阎锡山自从1927年参加北伐以后，几度向外发展，一出娘子关就均告失败，可见阎也难当此任。

孙连仲面对华北这么大的摊子知难而退。早在1947年4月陈诚从东北返回途径北平时，孙连仲就向陈积极推荐由傅作义担任“华北剿匪”总司令。

除了上述三人，蒋介石放眼全国，好象再找不到更佳人选。

的确，傅作义作为第12战区司令长官，13年抗战战功卓著，抗战后与共产党争夺地盘，一边打晋绥，一边打晋察冀，东杀西战，三战三捷，所向披靡，由傅作义出任“华北剿匪总司令”，无疑是最佳人选。

于是，在1947年11月26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北平。先见到孙连仲，与孙连仲商谈由谁出任“华北剿总”一职，孙还是积极推荐傅作义。蒋介石对孙连仲说：“明晨召开军事首长会议，你可以将此意见提出。”27日上午9时，蒋介石在中南海怀仁堂北平行辕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孙连仲即席提出：“华北军事力量应该统一指挥，以调傅宜生(傅作义)将军担任‘华北剿匪’总司令为宜”。傅作义当即站起推辞。28日上午9时，蒋介石在怀仁堂召开华北各省市主席、市长以及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即席宣布统一“华北剿匪”军事指挥机构，设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任傅作义为总司令。

1947年12月3日，国民政府令：正式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

按理说，傅作义对出任“华北剿总”并不感兴趣，因为他看到国民党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就是美国也挽救不了危局。他只想经营好他的察、绥两省，坐观全国形势的发展。但作为军人，他又不得不接受这一任命。

1947年12月5日，傅作义在张家口宣布就职“华北剿匪”总司令后飞抵北平，7日在北平中山公园中山堂的集会上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

仔细分析傅作义的思想轨迹，他也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不断地变化着。抗战胜利以后，他不愿意打内战，4次向蒋介石提出辞呈，均被蒋复电“慰留”。

1946年10月1日傅作义夺取张家口以后。第二天蒋介石就下令召开伪“国大”会议，计划任命傅作义为察哈尔省主席，傅积极推荐他的心腹爱将董其武接任他的绥远省主席，这样，察、绥两省都成为他的势力范围。15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傅作义为察哈尔省主席，董其武为绥远省主席。16日国民政府又任命傅作义为“张垣绥靖公署”主任。

据董其武在回忆傅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当董其武接任绥远省主席，董从绥远去张家口拜谒他的老上司傅作义，在傅的办公室，傅同董谈话时问到：“其武，咱们为谁打仗?”这突如其来的问话，使董一时摸不着头脑，半晌答不上来。傅又催问，“其武，咱们究竞是为谁打仗?”董说：“你说为谁哩?咱们的口号不是替人民服务，为国家负责，要求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平等吗?”傅说：“是的，我们的口号是这样的。可是，咱们究竟为哪种人服务哩，为什么样的国家负责呢?政治上是不是民主，经济上是不是平等呢?”停了片刻又问：“我有多少好朋友，有学识、有地位，都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呢?”。董说：“人家看见政府党派分歧，腐化无能。”傅又问：“有多少青年学生也向共产党那里跑，这是什么道理?”董其武回答：“青年学生是求进步的!”傅停了片刻，又问：“蒋先生有意让咱们到北平去，你看怎么样呢?。”董说：“干脆不去。”傅问：“为什么哩?”董说：“让咱们到北平去，是想让咱们担当华北的责任。我看，咱们不去给他担当这个责任。”董当时认为，只要他们把察、绥两省搞好，三年就可以看到水落石出。傅同董的那次谈话，说明了他内心产生了矛盾，开始向往人民政权。

在这之前，傅作义将军还经常给董其武说这样的话：“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复兴，除此别无他求。自己没有能力使国家统一，民族复兴，谁能使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我们就跟着谁干!”有一次，傅将军去看望攻打张家口时俘虏的解放军伤病员。回来的路上，心情非常沉重，自言自语连着说：“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简直是造孽!”表明他内心对打内战的痛苦。

1948年春天，董其武在北平开完会，去西郊傅将军办公室辞行时，二人谈了很多话，最后傅用试探的口气说：“其武，夸年就是咱们的生死关!”董说，“已经走上这条路了，走到哪算哪吧。”他沉默了一会，兴奋地告诉董，“不要紧，走人民的道路就是生路!”这句话当时董还不太理解，事后他才知道，傅将军说这句话，是在充分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而得出的结论。

“北平和平”是傅作义将军在十分困难而又复杂的形势下，克服重重阻力，扫除大量障碍，冒着生命危险实现的。

最大的阻力来自蒋介石。早在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刚结束，在南京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就用封官许愿的伎俩，拉傅将军南撤。蒋先让他儿子蒋经国到飞机场接傅，住下后何应钦出面做傅的工作，之后蒋又邀傅到他的官邸，举行小型高级秘密会议。会上，蒋一方面大骂陈诚、熊式辉丢掉东北，一方面却对傅将军慰勉有加。当即向傅再次谈了他的安排：调傅任东南军政长官，华北部队完全南撒，此后所有国军部队都归傅指挥，利用长江天险，加强长江防御。对于蒋介石这种安排的含意，傅将军心中是清清楚楚的。但他不能断然拒绝，只能装出满有信心的样子，对蒋说。“我对华北局势还不象别人所说的那么悲观，我自信还有扭转华北危局的办法。南撤方案，非万不得已时不宜实行。因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蒋介石同意了傅的说法，傅安全返回北平。回平一两天后，傅将军即通过他的女儿傅冬(中共地下党员)转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请派南汉宸同志来北平商谈和平合作事宜。

12月13日，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城。此时，蒋介石还不知道傅将军与共产党暗中有联系。为了保住平津军事实力，蒋先派军令部长徐永昌飞到北平，要求傅将军先把部队分两路撤到塘沽和青岛，待机南撤。傅将军以种种理由，回绝了徐永昌。这时，北平城内的市民、工人、学生要求和平的呼声很高，蒋介石对傅将军的所谓“扭转华北局势的办法’，开始产生怀疑，揣测傅可能与中共和谈。于是，在徐永昌返回南京一、二天后，蒋又派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带着蒋介石给师以上军官的信(每人一封)来北平。郑表面上要大家都听从傅作义将军的指挥，暗地里却与蒋系部队师以上军官秘密晤谈。郑介民对傅说：部队南撤以后，我听你的命令和听委员长的命令一样。”对郑介民，傅作义将军仍象对付徐永昌那样，将他打发走了。蒋介石不久又派次子蒋纬国到平，再次劝傅南撤。蒋纬国见傅时，转达蒋介石的亲笔信，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表示对傅信赖、倚重，盼傅率部突围。傅将军婉言拒绝。此时美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对傅也大耍政治手腕，说今后美国要把美援直接支持傅，他的太平洋舰队将全力援助傅。此时傅作义将军同共产党之间的和谈，正多方秘密进行中。对于白吉尔的拉拢和许愿，傅巧妙而坚决地回答说：“我是个地方负责人，此等事应该向我中央政府去说。”还说;“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得了……

平津战役整个军事部署情况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都在平津西线，在北平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兵力大于傅部十倍，遍布北平城内各要害防地。这是傅作义将军进行“北平和平”的又一重大障碍。北平围城中，原来的布防大体是：天安门以东为蒋介石嫡系石觉的第九兵团;天安门以西为蒋介石嫡系李文的第四兵团。傅将军所属的一个师驻防德胜门、西直门一带，两个师为总预备队。这种态势对傅作义将军走和平的道路极为不利。为防止意外，顺利实现北平和平，他果断地将蒋系部队的建制打乱，使其互相制约。同时，调整要害防地的部署，用自己的部队替换蒋系部队。如北平城内的制高点景山，原由蒋系13军一个师扼守，后来由35军l7师接防。

事实证明，傅将军所采取的这一重要措施，为胜利实现北平和平扫除了障碍。1月21日，傅将军便向他所指挥的师以上高级将领宣布了与共产党达成的协议。北平实现和平时，蒋系部队的将领虽然内心反对，但也无法动作。兵团司令李文、石觉和军长袁朴，只好要求傅放他们回南京。北平城内各部队，得到北平和平的命令后，秩序稳定。在当时那样复杂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好的结局，不仅为各界所称道，而且连傅将军本人也很自慰。

2月21日，董其武到北平见傅作义将军时，傅语重心长地对董说：“北平和平解放我是拼着三个死：一个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了解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蒋介石的特务和他的嫡系，随时都会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要打死我。我拼着三个死，决心走人民的道路，现在终于成功了!”这充分显示了傅将军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置个人荣辱、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