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我们的历史文化研究工作做得更好，提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去年11月我担任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以后，和一些内行专家研究切磋，自己有一些感悟和体会。这次全省三晋文化研究会考察活动刚刚在临汾结束，会上又和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及各地市的同仁作了一些交流和沟通，大家取得了很多共识。在这里，我就把这些想法和感悟给大家作一介绍，概括起来叫作“三个三”，即“三突出”“三结合”和“三个化”。
“三突出”就是：在当代文化和历史文化的关系中突出历史文化；在所有的历史文化当中突出四个重点，按时间顺序讲也就是丁村文化、尧文化、晋国文化和移民文化；在四个重点中，尤其要突出尧文化。“三结合”就是，研究要与宣传相结合，与文物保护相结合，与旅游开发相结合。“三个化”，即系统化、规范化和普及化。这“三个三”也可以叫三晋文化研究的工作思路。

一、三个突出”

在我们这块历史传承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各类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在全省、全国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之所以要突出历史文化，这是原因之一。其次，是因为从事三晋文化研究的大多数同志都是退休人员，虽有充裕的时间，但必然受到职权、体力和各种条件的限制，与其说当代文化的研究是我们的工作，不如说是宣传文化部门在职干部的任务。所以对三晋文化研究会这样一个特殊的社团组织来讲，我们的工作重点理所当然的是要突出历史文化。
襄汾和临汾的历史文化中又包含许多内容，比如民俗文化、戏剧文化、雕版文化、鼓乐文化等，林林总总，非常丰富。但放在全省、全国乃至于全世界这样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衡量，临汾市必须突出四个文化重点。
丁村文化。它包括丁村人和丁村民居两个内容。在我国原始人类发展史上，丁村人处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这一重要环节。北京人距今五六十万年，山顶洞人距今一万八千年左右，在这之间，若没有丁村人的发现，我们中国古人类发展就断档了。所以国际上曾流行一种中国人种西来论，丁村人的发现有力驳斥了这一说法。丁村民居始建于明代中叶，一直到民国时期，其历史文化价值远在晋中民居之上。
尧文化。我们常讲“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三千年文明看陕西，一千年文明看北京，一百年文明看上海”。而“五千年文明看山西”，说得就是尧舜禹时期主要的活动中心就在山西，而山西的中心就在晋南，晋南的中心就在临汾，临汾的中心就在襄汾，就在陶寺。直到现在，在国外的史学界及教科书上仍然认为我们中国的文明史并不是五千年，而是三千年，因为我们只能提出三千年的考古实证。建国初期，郭沫若先生出过一本书《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认为中国的文明发展史就只有三千年。而我们说中国的文明发展史有五千年对不对呢？这必须依靠考古实证来支撑。而陶寺的考古发现，足以证明中国的文明发展史至少有四千五百年。判定文明发展史有一定的标准：国家形态、城市的出现、文字的发明、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比如青铜器），及相当规模的祭祀礼器和设施等。经过考古工作者几十年的艰苦努力，陶寺遗址已经发掘出了四千五百年的考古实证，而那时正是尧舜禹时期。现在唯一的缺憾，就是缺少最直接的证据来确认陶寺就是尧都。但我们也不能说陶寺就不是尧都，因为其他地方再未发现类似的“王都”。目前陶寺遗址是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重点，陶寺考古工作者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努力，进一步向前推进到炎黄时期，从而证明中华文明的历史是五千年。陶寺考古中，我们还发现很多很珍贵的东西，比如观象台。它的修建一方面是为了“敬授民时”，划分节气，使农业生产有序进行；另一方面是帝王要证明君权天授，巩固其王权统治。还有一点需要补充，河南登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原因在于“天地之中”，也就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把那里作为中原地区的中心。后来我写了篇文章在山西日报等媒体发表，题目是《唤醒沉睡的“天地之中”》，指出两千年以来的“天地之中”在河南，两千年以前的“天地之中”就在陶寺。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在2009年夏至当日12时许，考古和天文工作者利用陶寺王墓中出土的“晷”和“表”的仿制品，测出了与《周髀算经》中记载的“天地之中”的尺度完全吻合。这就证明尧舜禹时期的“天地之中”在陶寺，也证明最早的“中国”就在那里。既然如此，我国的多少个“最早”、多少个“第一”也就出现在那里，比如最早的水井、最早的华表、最早的诗歌等等。前段时间，文化部“华夏遗产保护中心”的几位秘书长及专家来到我市，想策划一个“国际春节博览会”，我介绍他们到陶寺考察。因为陶寺的观象台测出了节令，然后才有的春节，是春节之源。所以四个文化中一定要突出尧文化，因为它太重要了。没有尧文化，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就不能成立。襄汾人应为自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晋国文化。晋国是西周时的分封地，活动范围主要在翼城、曲沃、侯马、襄汾这一带。到春秋战国时期，晋是春秋“五霸”之一，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而那时正是我国从奴隶制时代进入封建时代的转折点，所以研究晋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我国那一个时期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移民文化。也就是洪洞大槐树文化。它开始于明洪武年间，有十八次移民，历经一百多年，人口一百四十多万，范围涉及十多个省市。几百年来，洪洞大移民对全国甚至东南亚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它不能超过尧文化。尧文化才是四个文化中的重点。

二、三个结合”

第一个，研究要和宣传相结合。我们的历史文化研究不能是关起门来为研究而研究。研究要出成果，成果要宣传出去。现在，我们很多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不为世人所知，更不要说形成共识。如果我们不加以宣传，我们有的东西就会变成无，别人无的东西就会变成有。比如晋国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像赵氏孤儿的故事，2011年被陈凯歌拍成贺岁片，说成是发生在阳泉盂县的事。实际上它是发生在我们襄汾的赵康一带，那里有赵盾墓、赵家祠堂、藏孤洞等，而且赵国的源头就在襄汾。但襄汾没有珍惜自己的宝贝，却被别人拿走了。所以现在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要想办法把丢掉的东西找回来。再说绵山，名声非常大，但实际上那时晋国疆域在霍山以南，介子推背着老娘根本到不了霍州以北的绵山。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们要利用各种宣传方式把临汾的历史文化宣传出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现在的“穿越剧”“戏说”作品，把我们的历史搞得一塌糊涂，后代都不知道历史是什么样了。这个现象非常要不得。第二个，我们的研究要和文物保护相结合。文物保护也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这些文物如果在我们手里给损毁了、丢失了，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所以，我们的研究要给文物保护提供依据和参考，一定要把我们的珍贵文物保护好。第三个，历史文化的研究要和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相结合。文物保护如果仅仅局限于保护，其历史文化价值将无法充分体现，文物保护的经费也缺少了一个来源。所以要在保护中进行开发利用，在开发利用中进行保护。在旅游开发上我们襄汾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比如汾城，在全国来讲，像那样保存完备的古代县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但还不如人家千岛湖水下的那个残缺的县城炒得热，旅游开发还没怎么起步。文化旅游产业是朝阳产业，它有无限生机。浙江省绍兴市五年前的旅游收入，就相当于我市去年的财政总收入。襄汾和临汾作为历史文化的大 县、大市，我们应当把襄汾和临汾打造成文化旅游的强县和强市。这就是很好的转型发展。

三、关于“三化”

这是针对我们当前三晋文化研究现状来讲的。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二十年来，做了大量的文化研究、文化宣传工作，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但是无庸讳言，我们三晋文化研究的系统性、规范性还有一定差距。我大体翻了一下以前编撰的出版物，发现重点还不够突出，对临汾历史文化的定位还不太准确，没有很好地做到系统化、规范化。全市历史文化总的定位是什么？各个县又是什么？分类讲又是什么？都没有讲清楚。给人的印象是“拾到篮里都是菜”，不规范、不系统。再一个就是研究成果仅限于研究人员这个圈子，向群众普及方面做的工作还不是太多。这一点有客观的局限性，但主观上的努力也是有差距的。到机关、到企业、到农村，尤其是到学校去，把研究成果作为中小学生的乡土教材，这些都需要我们抓紧去做的。所以我提出了系统化、规范化、普及化的观点。虽然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我们不能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嘛。我们计划先编一本《临汾历史文化纲要》，这个“纲要”也不要太多，贪多嚼不烂，就从上面讲的“四大文化”做起，分别组织四个班子，从四个方面写。第一，是什么，比如什么是尧文化；第二，为什么，为什么尧文化重要；第三，怎么样，现在研究开发的现状是什么样；第四，怎么办，下一步工作方向是什么。从四个方面，以纲要的形式把它系统化、规范化编纂成书，然后我们再根据纲要进行分类研究。我认为，“三化”是我们三晋文化研究会今后的工作方向。
马克思讲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就是历史，历史可以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列宁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毛泽东讲，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凡是优秀的文化传统我们都要给以继承。当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都对历史文化研究提出过重要的要求和指示。清代学者龚自珍从反面强调了历史文化的重要性，他说：灭人之国，绝人之才，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由此可见研究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历史是对过去的总结，是对未来的昭示。不重视历史文化的领导不是好领导，起码不是全面的领导。从一个民族来讲，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一个民族失去了记忆还会有什么希望？
（作者系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本文根据作者在襄汾县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

 

刘合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