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史称平阳，是帝尧建都之地，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物华天宝、人文荟萃，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中，积淀十分丰富。10万年前的丁村文化遗址、1万年前的吉县柿子滩古人类遗址、4000余年前的尧都陶寺遗址以及侯马晋国新田都城遗址，皆在这块土地上展示了历史的光彩。在平阳大地的古文化摇篮里，民间歌谣犹如田园中的束束野花，花开春夏秋冬，香飘天地人间；又如夜空中的满天繁星，灿烂夺目。通过挖掘、整理《平阳历史歌谣》这本新作，就为我们展示了晋南地域一幅生动古朴的民风画卷。
流传在平阳的民歌、民谣，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是民间文学中的一种韵文作品，是人民群众用最熟悉的传统形式创作和流传的最有民族性的民间文学作品。它通过口头创作和流传，反映了社会历史的面貌，反映了老百姓的思想感情、喜怒哀乐，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劳动、爱情和宗教信仰，是劳动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早在帝尧时期就有《击壤歌》《康衢谣》等歌谣在平阳大地传唱。我们翻开清人沈德潜《古诗源》一书，书中记载的中国最早的诗歌就是《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紧随其后的就是《康衢谣》：“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两首歌谣从不同侧面歌颂了帝尧“协和万邦、平章百姓”的功德，反映了当时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至今在尧都区的康庄村还立有击壤处的石碑。《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诗歌文学的光辉典范。它共收集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500余年的诗歌305篇，其中“国风”160篇，这是诗经的精华所在。“国风”就是当时的君主派官员从15个诸侯国采集回来的民歌、民谣，用来观民风、知民情。在“国风”中的“唐风”、“魏风”就是采自古平阳晋南一带的民歌、民谣。到了汉代，民间文学中的民歌、民谣再起高峰。两汉的乐府诗主要由朝廷的乐府系统或者具有乐府职能的音乐机关收集而来。通过汉代乐府的收集、整理、加工，这样才使许多民歌、民谣流传下来。比如汉乐府民歌中的《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等作品，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重要标志，特别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标志着民歌艺术发展到了一个高度成熟的阶段，开创了古代叙事诗的优良传统。这些作品经过文人加工，被冠以文人作品、宫廷作品，登上了大雅之堂。在司马迁著的《史记》中，同样也处处闪耀着民间文学的光辉，这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分不开。司马迁著《史记》前曾旅游全国各地采风，因而《史记》的语言文字在吸收运用歌谣方面，十分成功地采用了大量民间口语，使语言通俗易懂。比如《魏世家》中的“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至今都脍炙人口。这些作品说明了民歌、民谣的价值，民间文学的价值。无疑民歌、民谣是文学创作最初的起源和初级阶段，同时也印证了民间文学对文学的起源做出了巨大贡献。
《平阳历史歌谣》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本书共收集了历史歌谣集锦82篇。这些作品从内容上说，既有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长篇叙事歌谣，也有短小精干的短篇抒情歌谣，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比如《山西米粮歌》就是一篇在山西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的长篇民间叙事歌谣，是近百年来在晋南广为流传、影响极大的长篇叙事歌谣。它如实记录了清末光绪三年（1877年）发生在山西的200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而且波及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份，史称“丁丑奇荒”。灾害的范围之广、人口之众多，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这篇歌谣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艺术特色。《尧庙会大风歌》和《邓庄镇水灾歌》则是反映了历史上发生在尧都区尧庙镇和襄汾县邓庄镇的风灾、水灾等自然灾害，是珍贵的临汾气象资料，同时也为研究县域经济和商业历史状况提供了新的重要史料。《土门人民逃难记》则是一篇声讨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檄文，歌谣中如实反映了在日军侵华期间，在当时的临汾县土门镇杀人放火、残害百姓犯下的滔天罪行。洪洞县晚清长篇叙事民谣《福香妈哭夫》是发生在清末石止村的一个真实故事，是洪洞县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也是民间文学作品中的珍品，反映了清末的社会状况和洪赵地域的文化特质。《盼盼子三代兴衰记》则是一篇戒赌长歌，写的是清末民初临汾县伍默村一个家庭的兴衰实录。《活闹七》则以其故事的传奇和诗歌的通俗，反映了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临汾的社会状况和风气。歌谣是对当时封建、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控诉和讽刺。《生意人苦情歌》正是反映了一个乡村少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都市的出现，从农村进入城市商铺学徒当“相公”的艰辛经历，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民国初年旧社会农村的经济状况和平阳古城的商业状况。从收集的歌谣内容看，有一些反映青年男女爱情、民风民俗、歌唱历史人物和传说故事等，还有一些是反映人民革命斗争的内容。比如，红军东征到永和以及抗日斗争方面的歌谣，都有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
《平阳历史歌谣》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从艺术特色上看，历史歌谣体现了原汁原味的、传统的、朴素的艺术风格，也就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原生态的民间文学作品。民间历史歌谣常常被誉为口碑文化，因为它是人们用口耳相传方式为表现手段的一种艺术。人类还没有创造文学的时候，已有了口传的民谣，在文字产生后仍然保持了自身的艺术性，即口语化性质，也就是保持了简单明了、朴素易懂的表现方法和朗朗上口、合辙押韵的语言艺术特点。而且歌谣运用了大量的晋南一带的方言和群众口语，体现了民谣的集体创作性、流传变异性和地域特色。歌谣与书面文本相比较，口语化、通俗化的特点更具有艺术的鲜活性和生动性。
《平阳历史歌谣》也体现了其积极的社会价值。这是因为民歌、民谣一般都有深刻的社会教育意义，具有深刻的哲理性，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在劳动和生活中的经验总结与智慧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歌谣也是警世之谣，它向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告诫人们要崇尚中华民族勤劳节俭的美德，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收集了经典歌谣解读9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侧重分析了相关歌谣的社会价值，见解独到、发人深思。今天我们研究临汾历史歌谣就是为了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民间文学艺术的社会地位、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从而自觉发掘、整理、加工、提高民间文学艺术水平，创造运用于现代社会的、新型的、先进的民间文学艺术，打造文化旅游品牌，把文化研究与文物保护相结合、与旅游开发相结合、与宣传普及相结合，进一步增强临汾的文化软实力，使其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更好地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平阳历史歌谣》一书的编辑出版，既填补了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在民歌、民谣、民间文学领域研究的一项空白，又对民歌、民谣进行了系统的挖掘整理，做到了学术性、史料性、知识性的统一，是一项很有质量的文化研究成果。特别是尧都区三晋文化研究会根据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的安排，在古平阳历史歌谣的挖掘、整理、研究、编辑过程中下了大工夫、大气力，而且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进一步提高了民间文学的研究质量，推动了地方历史文化的宣传普及，达到了古为今用的目的。各县（市、区）三晋文化研究会都要学习尧都区三晋文化研究会的做法，要从本县（市、区）文化资源和特点出发，积极主动做好传统文化的开发、挖掘、整理、研究工作，努力实现文化跨越发展，加快建设文明开放、富裕和谐新临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系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原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合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