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幸运儿

□ 薛改芳

　　80年代，在黄土高坡上的一个小村子里，那时的我，在上小学。

　　麦子黄了，父母会说：“喊我娃回来收几天麦子。”放学了，他们会说：“娃，作业先放着，快去给牛割把草去!”开春了，要翻地了，可地里的玉米茬还在坚强地矗立着。“娃，这几天别上学了，给咱把地里的玉米茬剜剜。”如今，我怀疑我手指根底下的那几块死皮，就是那时剜玉米茬留下来的岁月印记。

　　我是11岁才开始上学的，在这之前都是随便长的。要不是村里来了个女教师，我说不定就长成那什么瓜什么枣了。

　　女老师用黄土疙瘩在刷了一片黑墨汁的墙上写下“a、o、e”，字迹看不太清楚，老师教了，我们就开始摇头晃脑地念着，先甭管好赖，上学总是好的。

　　有一天老师在黑墙上写下“斜撵村”，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村的名字，要记住，以后出门能找见家。我问老师那三个字是啥意思，老师说她也不清楚。我又问了村子里几个爷爷奶奶那三个字是啥意思，老爷老奶说连那三个字都不认识呢，还不如娃们呢。

　　甚至有一天，村子里最有文化的会计要给我们老师写一个门帘，一块白色底布，用红油漆写下“斜眼村小学”，我们都说那“眼”字写错了，会计说什么错不错的，都一样。

　　这样一个没有来历、没有名堂的小村子，就是我生长的地方。

　　就那样稀里糊涂的，断断续续的，一年又一年的，我竟然上完了小学，上了初中，上了师范，最后还上了大学，从一个土妞变成了一个文化人，我就是那个岁月里最幸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