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沐春风仍酣谈

乔忠延

　　暖融融，这就是田家彧先生留给我的感觉，留给我的记忆。

　　我怎么称他先生呢?他曾是我的领导呀!1983年我调到原临汾县政策研究室工作，他是我的主任，我是他的部下，我该称他主任。可是称他主任完全不能表达我对他的敬意。调进政研室前，我在教育局写材料，虽然算个笔杆子，可那仅是一个小部门。突然到了县委，说是研究大政方针的政研室，实际是要撰写统揽全县工作的大报告。当然也经常随同县委书记下乡调研，起草领导的讲话稿，实际是文字秘书。此时以我那点雕虫小技，对应这经“国”大业，显然能量不足。能量不足赶紧充电，电源就是田家彧主任。他在县委当秘书多年，情况了如指掌，写起来驾轻就熟。每和他写一个报告，便是一次提高。他犹如教授，我像是跟着他亦步亦趋的学生。日子久了，逐渐悟出，他写起来得心应手是缘于有几个主要步骤：进入角色、熟悉情况、设计框架、配置材料、修改校对。根据他的步骤操作，一个字一个字在稿纸上填写，完毕就成功了百分之九十五。那时都是手写，电脑起草公文要到十多年后才能普及。他经常使用铅笔，在稿纸背面写作。铅笔是一头有橡皮的那种，哪儿不妥用橡皮一擦，再填写新的内容，看上去卷面干净整洁。他的习惯传导给我，写起来轻松自然。如此，我该称他老师呀!

　　称老师无法表达他是我的领导，称领导无法表达他是我的老师，都有缺陷。更何况我这人外观不算难处事，内在并不好驯服。多年在工作虽然磨掉了外在的棱角，却未能圆滑内在的心志。而且，还确立了外圆内方的人格，形成了两个不等式，即：职务不等于觉悟，服从不等于佩服。前一个不等式是对领导的认识，后一个不等式则便于和领导相处。对田家彧先生，我既乐意服从，又十分佩服，完全超出一般领导在我心中的分量。因而，我必须称他先生。先生是有见识、有学识、有智识的人，也是有道德的楷模良师。

　　多年来，我不止在一个场合讲过，田家彧先生是我跨进文学殿堂的放飞者。我曾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散文，且属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县最早的一位。当时文学热到了极致，一时间声名鹊起。树大招风，一点不假。到县委工作后，有人见我继续发表散文，便说我不务正业。听到未免忐忑不安，和田家彧先生交流，他马上说：“那是嫉妒，别听!下去搞调研，材料一把抓，回来思考分类，能写啥写啥，写调查报告也可，写通讯消息也可，写散文也可。”一席话吹散了笼罩在我头顶的阴霾，顿觉如沐春风，阳光灿烂，天地开阔了好多。就是在开阔的天地里，我放展思绪，率意走笔，才没有搁置散文创作。1990年我的散文得到全国文坛关注，此时回眸田家彧先生当年为我创造的宽松环境，任何词语都难以表达对他可钦可敬的感激之情!

　　田家彧先生走出临汾县，先在地委政研室工作，后来担任地委人大工委秘书长。多数时间与文字厮守，多数人都说他是笔杆子。说他是笔杆子没有不对，但是处在这种位置的笔杆子，可不是仅仅只会写公文。他在政研室工作时，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如何改，改变什么;如何革，革除什么;如何开，打开什么;如何放，放松什么，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政研室担负的恰是这种投石问路的职责。田家彧先生凭借自己的睿智，为临汾发展探索路径，擘画蓝图，起到了参谋助手作用。而且创办《决策参考》杂志，刊发有前瞻性的文章，凝聚了更多的智慧，为临汾腾飞拓展了新的思路。可以说，几十年来临汾翻天覆地的变化，渗透着他的心血。

　　他无愧于职责，无愧于职务，无愧于时代。

　　不过，我更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他退休后的作为。对于一般人来说，退休离开岗位，不是生命的终结，却等于有效生命的终结。一旦龟缩进家庭的囹圄，以养生为轴心，那就只能用消费为社会付出了。然而，田家彧先生不是，在我眼里，他的生命高光时刻是在别人终止有效生命后。他放飞晚年，翱翔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苍穹，吸取精髓，融入血脉，颖变思绪，换位付出。翱翔是他博览群书，充实和升华自己，一个有担当的贤达不会自我沉醉，而是要为社会输送精神营养。于是，《老子悟语》《论语悟语》《孟子悟语》和《荀子悟语》，一卷一卷图书摆在了读者的案几。一看书名就别开生面，不是对这些经典的克隆再现，而是写出了一己的感慨。每读一段，都有自我的心得，自我的认知。甚至把这些典籍凝结出的成语，一个个辑录出来，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到闪亮的珍珠，学习借鉴极其方便。

　　煌煌四卷大著，已够醒目了，已把田家彧先生和一般政务人员的生命区别开来了。我不是低估专业研究的学者、教授，不少人呕心沥血一生，能有这样丰厚的成果也称得上不负年华。然而，田家彧先生仅是退休后转型研究，居然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怎么不让人艳羡称颂!

　　我真为田家彧先生感到兴奋!就在我为他陶醉的时候，哪知他又翱翔于新的领空了。其时，国学正在悄悄升温，出现了学国学、用国学的小高潮。不少人热捧老子、孔子、孟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学热”。只是，沉浸在热流中的人们未必搞得清何为国学。就在此时，田家彧先生出版了《国学旨要》一书。完稿后他嘱咐我作序，作为第一读者，拿到手便享受了一次醍醐灌顶。我在序言中欣然写下：“该书高屋建瓴地回顾了中国历史，鞭辟入里地展现了传统文化，提纲挈领地阐述了国学形成过程，要言不烦地概述了国学要旨。进而，又在哲学层面上升华了对国学的理解和认知，并推导出其当代价值。展卷捧读，即会解除时下人们认识国学的诸多困惑。因而，我心悦诚服地赞赏其为‘及时雨’。”升华，又是一次生命高度的升华!

　　不觉间，田家彧先生八旬高龄了。而且长期伏案走笔，身体不如先前。每次见面，他都会有前瞻性的思考，而我总要衷心提醒他，悠着点，慢慢来，保重身体。他给我面子，欣然接受，我当然欣慰。人说，家有一老，胜过一宝。相处久了，田家彧先生如同我的亲人，每次与他聊天，犹似一次充电。我有这样一个电源，实在是人生幸事呀!时隔不久，解放路小学发行《百年校史》邀我出席，在仪式上我见到田家彧先生，他居然是总撰稿，他不仅统揽全书，许多章节都亲自撰写，编书、写书的劳累辛苦，我深有体会，可想而知，这要耗费多大精力呀!为何年迈高龄的他要为此负重前行?原来步入政界之前，他曾在解放路小学教书。就是这种情结支撑他抱病伏案，字斟句酌。

　　就在前不久，我俩见面，田家彧先生还牵挂着解放路小学，对他们的创意教育赞不绝口，并嘱咐将我正在推广的快乐作文与创意教育结合起来，形成该校独到的创意作文品牌。我哪能不应允，因而相约春暖花开时携手推进此事。可惜，未待春暖，未待花开，他辞别了人世。噩耗传来，顿时让我泪水涌流，悲痛万分。

　　一个人心脏停止跳动，生命也就终结了。然而，田家彧先生绝对不会。这几天我不止一次阅览他的大著，每次捧读就如同他坐在我面前，侃侃而谈，顿觉春风扑面而来。他的生命之光，永远在图书中闪烁，永远在读者心目中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