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在志书里的临汾文化

乔忠延

　　我案几一侧摆放着常用的参考书，其中就有煌煌多卷的《临汾市志》。我很珍爱这部志书，因为其没有拘泥于惯常体例，没有削足适履，而是独辟蹊径，将临汾独有的尧文化和晋文化开列两卷，让历史风采重光于世人面前。

　　尧文化总列五章二十一节，既有帝尧功绩的追述，又有恰当的评价;既有古人典籍的记载，又有考古遗址的发现;既有古迹追踪，又有旅游开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将最新研究尧文化的成果集束于此，起到窥斑知豹、启人心智的作用。晋文化总列七章十九节，既有晋国简史，又有人物传记;既有遗址探寻，又有文物精粹;既有重点文物侯马盟书的详述，又有专家研究成果的精选。将远去的晋国霸主史再现于当今，往日的威势从书卷中昂扬而来，鼓舞人心。

　　由此联想，改革开放之初，全国修志工作的启动与临汾关系至殷。1979年在临汾县工作的李百玉先生，上书中宣部《县志应当续订重修》，很快得到批示：“大力支持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这标志着新时期全国修志工作，迈向了“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开端。

　　进而沉思，为何上书启动全国修志的是临汾人?为何《临汾市志》会独具风采?回答是这方水土有着修志鉴史的深厚文化基因。

　　追溯此基因，有两个崔嵬于志书之中的人物呼之欲出。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孔尚任，一位是乡宁人士杨笃。孔尚任是《桃花扇》的作者，康熙四十六年，即公元1707年，他应平阳知府刘棨的邀请前来修志，墨笔圈点出了煌煌36卷的《平阳府志》。这部志书创造的高度，固然在于体量的宏大，文字的典雅，更在于拓展了一般志书的体例，丰富了前所未有的内容。比如，平阳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各种战事频频发生，既有战争取胜登上帝位的所谓“正义”战争，也有农民起义战斗失败的所谓“匪徒”扰乱，为了如实记载这些世事，他增加了一节《兵氛篇》。这便使以往无法容纳的史料如实载入，而且，他评价历史与人物，跳开陈规，独辟蹊径。仅就李自成来说，以往各种史家出版的图书多以闯贼、闯匪贬称，而孔尚任却以自成冠之。别看只是一个称谓的改变，却是一种全新观念的体现。这个观念新就新在剔除主观色彩，尽量还原历史面貌，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评说。这便摆脱了成规窠臼预设的囹圄，将志书中的档次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疑，他编修的《平阳府志》堪称全国志书的精品。

　　杨笃则是清朝的修志方家，他从编修《西宁志》起步，成为修志的名家。《西宁志》纲目分明，条例通达，既追记了先前史实，又纠正了《水经注》中的疏漏，因而被誉为名志。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先后编修了《蔚州志》《代州志》《繁峙县志》《壶关县续志》《长子县志》《潞城县志》《黎城县志》《屯留县志》《天镇县志》《长治县志》，襄修了《五台县志》等10 部志书。最为值得称道的是，杨笃编修了《山西通志》。按说杨笃不是主修，不挑主要担子。但是，工作刚刚起步就遇到人事变动。时隔不久，主纂王轩和另一位分纂张子涛病逝，另一位分纂杨深秀则进京任职。此时，纂修重任就落在了杨笃的肩头，他要是稍有松懈，一部《山西通志》就可能流产。

　　在这关键时刻，杨笃毅然决然挑起了重担。他认为，倘志书不成，三晋文献由我而斩，罪不更大乎?他让儿子杨之培、外甥阎干达检教书册，自己挥笔纂写，酷暑寒冬从不停歇。居然写得手指肿胀，指甲脱落，历经六千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完成了这部通志。此情此景，正如他笔下的诗句：满屋图书横古墨，虚堂神鬼伴孤灯。杨笃呕心沥血，伏案劳作，积劳成疾，搁笔不久便与世长辞了。可是，他却留下了一部十分宝贵的志书。

　　《山西通志》共184卷，经杨笃亲自纂写的就有172卷。该书体例谨严，考辩精详，文笔简括，取舍得当，在同代通志中首屈一指，受到张之洞、梁启超的高度赞誉。杨笃虽然仅仅活了60岁，但是，他留下的《山西通志》对后世影响深远。

　　阅读孔尚任和杨笃两位著名人物编修的志书，可以明鉴修志的宗旨与写史别无二致。写史是为了皇家资治通鉴，修志是为了地方发展资治通鉴。因而，其根本要义无外求真、劝善，进而形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社会和谐的命运共同体。由此可知，临汾所以与修志渊源深远，是因为数千年的临汾历史文化中早就积淀了求真、劝善、致美的基因。

　　从近处说，襄汾县有个荀董村。荀董村铭记着晋国时期的两位名人，即荀息和董狐。暂且不说荀息，只说董狐。董狐是晋国的史官。晋襄公死后儿子夷皋继位，史称晋灵公。晋灵公年幼无知，赵盾辅佐执政。少年国君不干好事，尽干坏事，经常站在花园的高台上用弹弓打人，人们慌慌张张逃避，他则放声大笑。更为可怕的是，他随意杀人。一天，厨师做饭没有把熊掌炖烂，他下令马上杀死，杀了不算，还将尸体装入筐内，让宫女们抬进宫殿，吓唬大臣。这样祸国殃民可怎么得了?赵盾便三番五次规劝他弃旧图新。晋灵公非但不听，反而十分恼恨赵盾，竟然派人去刺杀他。吓得赵盾逃到偏远小村不敢回来。从弟赵穿大怒，趁晋灵公在桃园游乐将他弑死，赵盾这才归国。他回来发现董狐在史书上写着“赵盾弑君”，质问董狐，我不在朝中，晋灵公被杀，怎能说我弑君?董狐回答，何需你亲自动手。你是主政卿不追究赵穿的弑君之罪，不是你是谁?赵盾哑口无言，这就是留在史书中秉笔直书、记录真相的故事。

　　那么，临汾“美美与共”的历史基因又在何时?回答是，最早的史书《尚书·尧典》，开篇就是这基因的写真：“稽古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克明俊德，九族既睦，是帝尧能够遵行道德，并使家族和睦。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是帝尧和睦亲族后，即评比表彰身边的要员。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是帝尧让要员恪尽职守，即协调天下各个部族的关系，让他们和谐相处。如此一来广大民众和合礼让，共同享受美好生活，这便是黎民于变时雍。

　　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是当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走向，是达到自信自立的根本动力，也是编修志书的价值所向，意义所在。为此，作为尧都平阳的临汾，作为“最初中国”的摇篮，应该光大优秀传统文化，为全国编修志书，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更多激发活力的精神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