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摇篮里的“最初中国”

乔忠延

　　黄河摇篮，是国人对黄河这母亲河的比拟与尊崇。其实，登高瞭望黄河还真有一个酷似摇篮的弯道。

　　有歌唱道“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回答是“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肯定不是准确数字，只是用国人习惯形容最多的数字，来喻指黄河弯多得不能再多。在这多得不能再多的黄河弯里，那个酷似摇篮的大弯在晋南，中心位置在古代尧都平阳的范畴。这里西面是晋陕峡谷，黄河蜿蜒南行，行至华山脚下顺势调头东去，继续蜿蜒前行。越过郑州与邙山作别，舒缓着弯转进大平原向渤海挺进。这一弯一转酷似巨人的擘画，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几近“U”的博大图案。对于这个图案，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理解，史学家喜欢称之“三河之间”。晋陕峡谷为西河，转弯流向郑州为南河，蛇曲北上为东河。文学家不作条分缕析的解构，眼睛中看到的博大“U”形图案则是一个活脱脱的摇篮。

　　摇篮，多么温馨亲和的比喻。这个摇篮，不是妈妈呵护婴儿的摇篮，而是“最初中国”的摇篮。如果你亲临过晋陕峡谷，俯瞰过在幽深沟壑间静静流淌的黄河，再回眸身后的黄土高原，必然会生出疑问，低于高原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黄河水根本无法浇灌垣顶上的土地，干涸的土地如何生长禾苗?禾苗无法生长，别说生成“中国”，先民也无法生存呀!不假，只是“中国”并非笼统的概念，是由先民簇拥出来的阔大家园。

　　对于这疑问最好的回答，是破译壮阔黄河潜藏在激流中的密码。黄河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出发时，只是“泉眼无声惜细流”的一股涓涓清水，可是到了下游竟有了“黄河万里触山动”的激昂声浪。从无声细流，到浩荡洪波，大音希声的黄河恪守的密码并不复杂，仅是“处下”两个字而已。在全长5464千米的流程中，13条大支流归顺了黄河，才使黄河由涓涓细流，壮阔为浩浩巨浪。黄河的支流还有支流，支流遍布，密如水网。这些水网中的玉液琼浆如同母乳一样，滋养着大地，也滋养着大地上的草木禾苗和野兽飞禽。当然，从野兽飞禽行列中脱颖而出的智人、先民，更是黄河恩养出的宠儿。

　　明晓了黄河因处下而丰盈，而壮阔的法则，收回目光再观赏那个“U”形摇篮，一道长达713千米的河水荡漾着粼粼碧波流过来了。这河流几乎贯穿了山西南北全境，而且，运用黄河处下的法则先后将潇河、文峪河、浍河等河流纳入自身的躯体，尤其是到了山西南部放缓流速，让两岸大地尽情享受清冽的甘霖。这就是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唱颂的汾河。正是汾河乳汁的滋润，这方水土才由空洞的“三河之间”，成为黄河摇篮，哺育出最初的“中国”。

　　最初的“中国”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灿亮标识，也是黄河摇篮赐予炎黄子孙的光荣和骄傲。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文明探源成为不少国家的考古命题。探究清楚自己的先祖从何处来，带着何种基因，对于向何处去会有更清醒的认知。继上世纪末，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交出圆满答卷后，中华探源的考古工程在神州大地上从容而入微地进行着。渐渐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进程的典型代表，红山遗址、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石峁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像五颗闪耀的红星那般吸引了国人的目光。何止是国人，令整个寰球上的人不得不瞩目礼敬。

　　红山遗址地处东北地区西南部，形成于6000年前后;良渚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距今约5300至4300年;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市石峁村，距今4000年左右;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距今约3800至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四星璀璨，各放异彩，只是在良渚遗址、石峁遗址与二里头遗址的时段承接上，还有无法弥合的缝隙。别急，现在该请陶寺遗址亮相了，其位置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年代距今约4300至3900年。这一亮相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承接犹如天衣，毫无缝隙。最为令人欣喜的是考古界对陶寺遗址的定论。这定论撰写在了初中一年级历史教科书上：“这座大城很有可能是尧都平阳，可见当时的黄河中游地区，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

　　这个“早期国家”，延续发展，催生出大大小小的邦国，进而形成了最初“中国”的格局。

　　可是，流水带走时光的同时，也带走了往事，还带走了世人关于往事的记忆。如果不是典籍中简略的几行文字，黄河摇篮、汾河谷地滋生国家的历史，几乎要化作子虚乌有，几乎像是今人模拟出的元宇宙一般。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晋南组织考古发掘，抵达临汾，也就是古代的平阳，曾深情地赞叹和热切地叩问。

　　他赞叹：“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历史遐想的城市——帝尧的古都!”

　　他叩问：“中国的读书人又有谁不熟悉这位伟大君王的种种高尚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过一个雏形的城市没有?”

　　我求证了一下，李济先生错过陶寺遗址的因由应归结为时令不佳。他到达临汾是这年的2月25日，农历正月十三。距离惊蛰还有十天，如果他有耐心住在临汾，可能会早一点掀开黄土探到尧都。在临汾节气民谚的谱系里有句：“惊蛰不耕田，不过三五天。”这是民间多年口口相传的节气与地温同步变化的规律，更透彻些说，是惊蛰一过地门就打开了。地门就打开了，多么形象逼真的描摹呀!自然，惊蛰之前地冻如铁，铲不下去，刨不开来，哪能探到黄土覆盖着的历史。

　　李济先生那声热切叩问，如今可以完满回答了。帝尧在临汾确实“建造过一个雏形的城市”，而且这个“雏形的城市”就是雏形的国家。1978年，汾河东岸、崇山脚下的原野上，出现了一个忙碌在田间，却与耕种毫不搭界的群体。他们刨开了黄土，没有下种，还在层层掘深。掘深也与农民不同，农民使用的铣镢他们也用，更多的却是使用类似于瓜田侍弄秧苗的小铲子，还有种地根本不用的小刷子。刨着，铲着，刷着，一干就是40余年。这支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以及临汾地区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先是揭开了多座墓葬，再是挖出了城墙遗址，继而又掘开了观象台遗址……欣喜，惊喜，一个连着一个。将这些喜讯像字符一样排列组合一体，形成的标识更是振奋人心。宫殿区、窖穴区、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祭祀区，以及祭祀区中的观象台，都环绕在城墙遗址之中，形成了280万余平方米的城市。都城，一座规模宏大、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都城出现了，国家呈现了，“中国”发轫了。

　　或许国家雏形的形成，帝尧以及当时的先民都会不以为然，他们只有生存条件改善的感觉。然而，后世子孙回望当初那却是一个划时代的开端。时光推移至2000年后，世界进入当代人喜欢称作轴心时期的历史阶段。此时，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他用佛性的觉悟与智慧，让生命离苦转乐;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他接受祖先传下来的宗教，肯定人类社会的法律，更强调思考、自我反省和真实对话，树立了后世哲学家和智者的典范;犹太人中出现了耶稣，他将旧约和新约的差别视为从律法变成慈爱、仁爱，强调神不需要礼物，仁爱胜过祭献。在这样一个全球圣贤纷呈的时刻，中国没有缺席，出现了老子、孔子、孟子等思想巨人。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孔子面对礼坏乐崩的春秋战国，将仁爱与礼仪作为救世良方。师法孔子的孟子，更是把仁者爱人置之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民本思想，亮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而无论老子、孔子，还是孟子，他们思想源流都可以承接在尧、舜、禹那里。《中庸》写道：“仲尼祖述尧舜”，尧、舜、禹在催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思维、言谈和举止，顺流而下，一代一代的后世子孙延续着他们的基因。

　　黄河摇篮初创“中国”的时期，也是历法、道德、法律、礼仪的初创期，文字同样处于初创期。那简单得极不完善的象形文字，根本无法准确记录和梳理概括那个时代的非凡作为。当往昔的基因血脉祖辈相传，如今以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在我们面前时，醒目的标识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讲仁爱，帝尧对民众的那种爱，是发自本心的大爱。《新书·修正语》中记载，帝尧曰：“吾存心于先古，加意于穷民，痛百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帝尧心系万民，把众生的痛苦忧虑挂在心上。一个人饥寒，自责是他没有领导好;一个人犯罪，自责是他没有教化好呀!这是仁爱的体现，也是注重民本的体现。为此，帝尧才会开动脑筋，组织班子，派出羲氏、和氏观天测时，打开天日的运行法则，确定历法与节气，指导耕种与收获。颁布节气，适时播种，变有种无收、广种薄收为丰衣足食，让先民终于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原来以为延续帝尧精神而提炼出的优秀文化核心价值，属于理性思考与逻辑概括，而初始的状态是混沌的，何曾想到这非理性的仁爱中包含着重民本、守诚信的因素呀!

　　重民本，这好理解，帝尧为什么要观天测时?就是为了提高稼穑水平，多收粟谷，改善先民生活。他想到了，也做到了。那与守诚信有何关系?诚信，首先在诚。孟子对诚的定位是：“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甚为先民饥饿而焦虑的帝尧，决心打开上天的法则，而且笃行不移，终至如愿以偿，掌握了历法，悟得了节气。先民适时播种，从此衣食无忧。安居乐业的众生在村巷歌咏：“立我烝民，莫匪而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古老的歌曲被称作《康衢谣》。为什么吃饱饭不再是难事，不再需要费心竭虑?因为有了帝尧的法则。帝尧的法则就是历法与节气，掌握了天道的他，增加了地上的收成，取得了人民的信赖。这便是诚信之源，我不清楚当年许慎编著《说文解字》是不是仰望圣贤，看到了帝尧揭示苍穹奥秘的大举，只知道他对诚信的解释是“诚，信也”“信，诚也”。诚信，虽然后来泛化为讲信修睦、童叟无欺的人格标准，但是本源却是因为正确认识了天道，而得到众生的信任和敬仰。

　　以此推及，崇正义的初心也维系在帝尧的行为举止中。正，正道、正确、正当、公正，合乎天道伦理。义，《中庸》释为：“义者宜也”，适宜、合理、正当方为宜。义随正而为，正行义随，甚至当正受到阻碍、损害时，仍在继续坚守，不惜舍弃自我利益和生命。帝尧和他组成的团队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不辞辛劳，如《尚书·尧典》所载，奔波在南方的交趾、北国的幽都、东面的旸谷、西面的昧谷，遇到再大的风险都义无反顾。这正是后世子孙崇尚并光大的正义。荀子说“义者循理”，也是遵行这国家初创时期形成的天道伦理。

　　如果打开《尚书》的开篇之作《尧典》仔细品味，尚和合的温馨气韵就会扑面而来。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克明俊德”是和谐自己的内心，“以亲九族”是和谐家庭与亲族，“平章百姓”是和谐身边的要员，“协和万邦”是和谐各个邦国，达到天下一统。“黎民于变时雍”，是所有平民都变得融洽美好，这不仅形成了和合的最佳氛围，而且跨入了“求大同” 的最高境界。实现这大同境界，并非武力征讨，没有流血漂杵，而是《尧典》所记载的“敬授民时”。帝尧钦定历法，初识节气，没有轻举妄动，先在自己的唐部族试用，灵光了，丰收了。丰收带来了丰衣足食的喜悦，也带来了粮食被偷的忧虑。化解这忧虑是在住地周边添加了围墙，何曾想到这围墙就是国家初生的标志。最初的国字为“或”，“口”就是围墙，“戈”就是拿着武器守卫家园。后来，才演进出繁体字“國”。自己所在的唐部族按照节气指导农耕五谷丰登，形成唐国，仁爱的帝尧才推广到各部族施行。各部族按照节气适时播种，同样灵光，同样丰收，万众归心，万邦归顺，一统天下缘此而水到渠成。这一统天下是所有部族都进步了，都演进为了国家，一时间在帝尧所在的唐国周边，出现了万国林立的格局。唐国成为万国拥戴的“国中之国”，“国中之国”简称为“中国”，“最初中国”就这样跃现于神州大地。虽然，这个“中国”还只是地理格局的称谓，却为当今中国预设了最好的名字。

　　黄河摇篮，“最初中国”，赐予中华儿女的不仅是五千年文明的荣光，还有流淌在血脉中的道德和智慧基因。敲击至此，忽然想到曾经看过的一本书《天道与人文》，作者是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他在书中指出：“四季之递嬗，中国知之极早，二至、二分，已见于《尚书·尧典》，即今日之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在遥远的上古时期，黄河摇篮形成了最早的国家，国家的形成是农耕文明跨越递进的成果，跨越递进的因由是农历节气指导耕种的结果。竺可桢先生一句“中国知之极早”，标志着那时我们领跑于人类，后来我们虽然下滑了，并行于人类，追随于人类，但是，我们携带着先祖不甘落后、奋力争先的基因。这基因正是当今实现民族复兴最需要的强大精神动能。

　　复兴，以古之规矩，开今之生面，兴当代生机，靠什么?唤醒基因，强化动能，是时代的需要。河汾大地、黄河摇篮就潜在着复兴最需要的活力。先前清浅的我，对帝尧和他那个团队创造的业绩不屑一顾。以为那充其量也不过是农耕文明的一次跨越，如今需要的是由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攀升。探究这早就被工业文明甩在身后的农耕文明，还能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何曾想切入其中，犹如掘进富有的金矿，不只有灿亮灵魂的核心动能，还有催人奋发的进取精神。制历法，定节气，授民时，前无古人，在先祖的漫漫求索中创新意识脱颖而出。创新意识不断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平凡的日子注入崭新的光色，让重复的日月焕发出崭新的生趣，这才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尧都平阳的源头活水，润泽千年万载;

　　黄河摇篮的创新动能，滋养千秋万代。

　　“最初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输送最需要的精神能源!

　　(原载《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