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在临汾的时光

□ 陈波轶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仲冬，年逾六旬的孔尚任抵达了山西平阳(今临汾)。这位因《桃花扇》名震京华的戏剧家，此时已被罢官七年，却仍以“云亭山人”的洒脱姿态，应平阳知府刘棨之邀，肩负起编纂《平阳府志》的重任。这段为期三个月的修志经历，不仅让他深入触摸到晋南大地的脉搏，更在诗与史的交织中，为临汾留下了一抹独特的文化印记。

　　在典籍中打捞历史的吉光片羽

　　刘棨任平阳知府时，正值平阳经历地震后的重建期。这位以清廉著称的循吏，不仅修复了鼓楼、试院等公共设施，更将文化重建视为治政核心。他深知平阳作为“尧都”的历史底蕴，决心通过修志重塑地方文脉。孔尚任作为孔子后裔、文坛宿将，其学识与声望成为最佳人选。

　　孔尚任应平阳知府刘棨之邀抵达平阳后，迅速投入到《平阳府志》编纂工作中。他每日穿梭于府衙与书斋之间，查阅历代典籍、走访耆老故旧，力求以史家之笔还原平阳的千年风华。孔尚任以“信史”为原则，在继承万历旧志基础上，对体例进行重大革新。《平阳府志》结构严谨，全书三十六卷，分图考、星野、建置沿革等三十六目，克服了旧志“杂乱不清”的弊病。例如，山川类按州县分载，使“高下了然”;兵防类首次系统记录明末清初兵事;特别增设《祥异》卷，收录康熙皇帝在赵城县女娲庙供奉孝庄文皇后神主牌位的史实。

　　在孔尚任的主持下，这部三十六卷的《平阳府志》最终成书，成为记录晋南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被后世誉为“全国名志”，其严谨体例与详实内容为清代方志编纂树立标杆。乾隆版《平阳府志》延续其框架，仅增删屯田、仓储条目，足见其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志书中多次出现“石头说话”的记载，这一意象被红学家张志坚认为与《红楼梦》开篇的“石头记”存在隐秘关联。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学呼应，或许正是孔尚任在临汾期间的深刻思考。

　　修志之余，孔尚任亦不忘考察当地风物。他曾随霍州知州孔兴琏前往霍州尧祠，在古柏森森中遥想尧帝功绩，并品尝了当地名吃“桃花面”——这种以鸡汤、鸡蛋、五花肉为配料的面食，因其红白相间的色泽被赋予诗意的名字，至今仍在霍州街头飘香。在霍州尧祠的一餐一饮间，他或许已然感受到这片土地深厚的文化积淀。

　　竹枝词里的晋南风情

　　孔尚任编纂《平阳府志》期间，时值元宵佳节，临汾城沉浸在浓郁的节庆氛围中。孔尚任漫步街头，看迎春社火锣鼓喧天，观元宵花灯流光溢彩，听平阳乱弹婉转悠扬，灵感如泉涌般迸发。他以《竹枝词》为载体，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录，最终汇集成《平阳竹枝词五十首》，成为清代北方竹枝词的典范之作。

　　《平阳竹枝词五十首》分为演春词、迎春词、试灯词等十组，以春季民俗为核心，涵盖祭祀、戏曲、市井生活等多个维度。例如“横街春帖挂长绳，早见烟花一万层”，生动描绘了平阳元宵夜烟火璀璨的景象;“氍毹一片是邯郸”则记录了平阳乱弹戏的表演场景，将地方戏曲艺术融入诗歌叙事。《乱弹词》中“最爱葵娃行小步”，以特写镜头聚焦戏班伶人的步态，暗含对民间艺术的赞赏;“秦声秦态最迷离”则通过对声腔、姿态的描摹，展现晋南戏曲的独特韵味。这些诗句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研究山西戏曲史的珍贵史料，为后世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清初民间艺术图景。

　　竹枝词详细记录了平阳迎春、踏灯等习俗的具体仪轨。例如“彩楼高结女墙东，宝马香车四面通”，描述了迎春仪式中彩楼搭建与车马往来的盛况;“社鼓村村闹，秧歌处处新”则反映了民间社火的热闹场景。这些记载为研究清代晋南民俗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竹枝词不仅记录民俗，更融入对平阳历史文化的思考。如“尧都王气接天流”，将平阳作为尧都的历史底蕴与眼前景致结合，赋予诗歌厚重的文化纵深。这种“以诗证史”的创作理念，使竹枝词超越了单纯的风俗描写，成为地方文化的鲜活载体。

　　在竹枝词中，孔尚任既保持了文人的观察视角，又融入了对民生的关怀。例如“官舫贾船停欲满，桥头日日卖元宵”，通过描写商业活动，展现平阳作为交通枢纽的繁荣;“贫家小女不知愁，笑指灯棚学打秋”，则以儿童的天真反衬底层百姓的生活状态。这种“乐中见忧”的笔法，延续了其《桃花扇》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创作风格。

　　孔尚任在平阳期间创作的《平阳竹枝词五十首》，是其文学生涯中极具地域特色的代表作。不仅展现了他对晋南民俗的细致观察，更以戏剧家的敏锐视角，将地方文化与个人情感熔铸于诗行之间，成为研究清代平阳社会的珍贵史料。

　　山水间的诗路心迹

　　赴平阳途中，孔尚任途经固关，面对层峦叠嶂的太行山脉，写下《之平阳过固关》一诗。诗中“边势云烟秀，画里军容剑佩闲”一句，将固关的险峻与历史的沧桑融为一体，发出“古来争战是名山”的深沉感慨。这种对历史兴亡的思索，与他在《桃花扇》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创作理念一脉相承，显示出他始终未改的家国情怀。

　　在《平阳府志》编纂期间，孔尚任撰写《清音亭记》，虽为散文，却暗含诗意。文中描绘平阳山水“石嗌则激为雪，崖峻则奔为雷”，以“泉石之洁，林木之山”展现自然之美。他还善于在对山水的细腻刻画的同时融入对文化的思考。《清音亭记》中“意昔者必有水轩、花榭，藏丝竹、贮壶樽以为宴游偃息之所”，通过对历史遗迹的想象，赋予山水以人文记忆，使自然景观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

　　在临汾期间，孔尚任还写下《平阳柳枝词十首》等作品，以细腻笔触描绘晋南的山川形胜与风土人情。这些诗作不仅展现了他高超的文学造诣，更透露出他对这片土地的真挚情感。例如“汾水西流绕郡城，春风杨柳最多情”一句，将汾河与杨柳拟人化，赋予自然景物以生命，读来令人动容。

　　跨越三百年的文化余韵

　　孔尚任在临汾的三个月，虽短暂却深刻。他以修志者的严谨、诗人的敏锐、戏剧家的洞察，为这座古城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平阳府志》至今仍是研究晋南历史的重要文献，而《平阳竹枝词》则成为解读清初山西社会的钥匙。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对平阳乱弹等民间艺术的记录与传播，为山西戏曲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活力。

　　三百年后的今天，临汾人依然记得这位来自曲阜的文化使者。在尧都区的诸多文化研究会，学者们仍在研究他的著作;在霍州的街头巷尾，“桃花面”的传说仍在流传;在蒲剧的舞台上，那些被他记录过的剧目依然在演绎着人间悲欢。孔尚任与临汾的这段因缘，早已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成为文化交融的永恒见证。

　　当我们翻开《平阳竹枝词》，仿佛能看见那个身着青衫的老人，正站在三百年前的临汾街头，用诗笔丈量着历史的厚度，用心灵感受着生活的温度。他留下的不仅是文字，更是一种对文化的敬畏、对土地的热爱、对人间烟火的深情凝视。这种精神，至今仍在临汾的山水间流淌，在晋南的文脉中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