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红烛照山河

□ 王友明

　　今年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城区内外各个门店前的五星红旗，在秋风里猎猎舒展。

　　一缕缕阳光，透过阳台的窗口，轻轻洒落在电脑桌那3枚泛着温润光泽的三等功奖章上，这是母亲生前最喜爱的“礼物”。母亲尽管不识字，却胸怀大义。1939年4月，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华北大地。当八路军伤员来到村里养伤时，母亲便把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拿出来，送给伤员吃。一天晚上，母亲坐在小油灯旁，看着刚满20岁的大舅，沉默了很久才说：“弟弟，你也去革命吧。”母亲的声音有些沙哑：“去革命，打鬼子，把他们赶出去，咱们的家才能保全!”母亲的眼神里，有不舍、有担忧，但更多的却是一种坚定。母亲心里跟明镜似的：国若不存，家何能安?

　　送大舅走的那天，母亲没去村口，只是站在院子里的老枣树下，看着大舅的背影一点一点消失在路的尽头。母亲把大舅的旧布鞋收进箱子里，自言自语地说：“等革命胜利回来，还能再穿。”那年8月，大舅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汉阳阻击战、安阳崔桥攻坚战、邓县攻坚战、平汉线突围等主要战斗。在长期的战争岁月里，他出生入死，英勇顽强，机智果敢，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母亲说，大舅给家里写过几封信，信里总是说：“姐，我很好，你放心好了。”却从没提过自己在战斗中受伤，也没说过在雪地里潜伏三天三夜冻得失去知觉的事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才知道大舅的一切。特别是知道大舅获得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的消息，母亲的脸上笑开了花，眼泪忍不住掉下来，滴在脚下的土地上，晕开一小片水光。

　　有一天晚上，母亲坐在炕上，边纳鞋底，边对我说：“有苗不愁长，眼看着你二舅就长成了半大的小伙子。”于是，1941年秋，母亲把16岁的二舅送到冀鲁豫军区十一团当兵。1943年夏，在一次反日本鬼子大扫荡的战斗中，为掩护群众，二舅牺牲于河北省威县贺营乡赵庄村，年仅18岁。新中国成立后，二舅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载入《临西县志》“革命烈士英名录”。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母亲轻声说，送二舅走的那天，她看到站在队伍里的二舅倔强的眼神，像极了当年的大舅，遂把连夜赶做的纳得密密麻麻的一双新布鞋，塞进了二舅的背包。她还叮嘱说：“你到了部队要听话，照顾好自己，姐等着你回家。”可那一次，她再也没能等回二舅，却等来二舅牺牲的消息。她把自己关在屋里，没有哭，只是把给二舅做的新布鞋拿出来，一遍一遍地擦。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是怕哭出声，让年幼的小舅害怕。直到很多年后，说起二舅牺牲的事情，母亲的眼神依然平静而温暖，仿佛二舅只是去了远方，总有一天还会回来的。

　　小时候，我听奶奶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村里但凡要派人去当兵，人家就会提出一个条件，补偿一二亩土地。每次村里动员捐献土地时，母亲就会催促着父亲积极地去捐献。母亲觉得，自己家里没有孩子，人家的儿子去当兵保家卫国，自己家就应该做出一些奉献。对母亲的家国情怀，我真的是由衷地感激和敬佩!

　　1970年冬季，听着村里大喇叭征兵宣传的广播，唤起我的当兵梦想。母亲比我还心急，踮着一双小脚，跑到大队支书家和接兵首长那里，恳求让我去当兵，终于如愿以偿。走的那天，母亲拉着我的手叮嘱说：“儿啊!到了部队，要好好表现，练好本领，保卫好国家!”我行了一个军礼说：“娘，请放心吧!我不会给您丢脸的。”参军来到临汾后，我把母亲的话作为座右铭，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一定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在母亲的不断鼓励下，我3次荣立个人三等功，并提拔为干部。1975年1月，母亲又让刚刚高中毕业的小弟报名参了军，实现了从军报国的梦想。

　　如今，国庆的钟声又一次敲响，我站在阳台上，久久凝视着远方飘扬的五星红旗。突然，耳边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透过窗口，我看到有几个孩子正举着五星红旗，在小区内奔跑、呼喊。我想，这就是大舅和二舅那些先辈们为之奋斗所期盼的模样——国泰民安，山河无恙，后辈安康。我下定决心，以笔为犁，深耕过往的故事;以文为灯，映照时代的变迁。我要让红色基因在字里行间延续，让家国红烛始终照亮壮美的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