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奇点——洪洞卦地村
——关于古老中国发源地的一点猜想
总觉得洪洞被称为“华人老家”名副其实,但仅仅以六百年前的明初大移民为背景,就称洪洞为全球“华人”的“老家”似乎有点勉强,格局有点小了。我觉得要对得起“华人老家”这个称号,最起码得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农耕文明已然占据主导地位,尧舜禹称王称帝并禅让传位,形成“最初的中国”算起,这样的地方更配得上“华人老家”这个称号。临汾被称为“华夏第一都”这已经从文物考古、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等多方面得到验证,为中华民族所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临汾乃是真正意义上的“华人老家”,所有中国人来临汾寻根问祖也好,观光旅游也罢,到了临汾就是回到了“老家”。
但为什么我说洪洞称为“华人老家”也名副其实,非常贴切呢?因为自小在洪洞土生土长的我,虽然毕业于山西农大,学的是林学专业,但机缘巧合却从事了宣传工作十几年,后又调入文化局,文化旅游合并后一直没有脱离洪洞的文化旅游工作,二十多年的耳濡目染,使我对洪洞本土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认为这里更可能是中华文明最初的“根”!很可能是中华文明诞生的“奇点”。笔者将从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历史文化传说和洪洞南垣一带的土话发音及口口相传的人文传说等多方面逐一论证,井蛙之言,权当消遣吧。
首先我认为,洪洞作为晋南“根祖文化游”的龙头完全担待得起,洪洞作为“华人老家”无可非议。我认为洪洞的根祖文化渊源根据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可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将寻根祭祖的“根”结合洪洞本土文化总结成三条具有追溯价值的“根”:
一是以明初官方移民为背景,以洪洞大槐树为载体的移民后裔的“根”。这段历史不甚久远,官方也好、民间也罢,都有迹可循,无可争辩。“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大槐树寻根祭祖节以来,每年许许多多移民的后代到这里寻根祭祖,他们明确表示当时是从这里移民出去的,他们或有家谱可寻,或有实物佐证,这部分人人口数量相当庞大,特别是山东、河南、河北、陕西一带,认同洪洞大槐树就是他们的心中“根”,洪洞大槐树也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图腾。这条年仅600多年的“根”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颗相当璀璨的明珠,为明代的迅速强盛奠定了基础。
二是以尧舜禹为背景,有陶寺遗址、尧庙、尧陵、甘亭羊獬尧王行宫、士师村皋陶庙、万安历山神庙、明姜圣王村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走亲习俗等,或历史传说或人文景观背书的有文字记载以来且通过考古实证了的中华文明“古老中国”的“根”。这条“根”的地理范围不仅仅限于洪洞,它包含了临汾的大部分县域,甚至运城市也有很多地方能划入这个范围,洪洞是这条“根”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存在于甘亭羊獬的尧王行宫、洪洞万安的舜耕历山、传承千年的“接姑姑、迎娘娘”走亲习俗、尧王分管刑狱的大臣——皋陶、还有广胜寺镇洗耳泉等等,这种流传于洪洞本地的文化传说,是尧天舜日在这方热土存在的“活化石”。这条“根”,是中华文明从原始部落制,走向国家治理雏形的开端,是农耕文明从萌芽到成熟的标志,社会的治理形态有了极大的转变。它是中华文明实现国家治理、走向强盛的开端。
三是以伏羲、女娲传说为背景,以当地的土话方言、风物传说、风土人情及卦地村为中心的村落分布与中华古老文明的精髓——易经八卦(洪洞卦地村伏羲画卦处)、古历法(四季、二十四节气)——与农耕文明的极致结合为背书的中华大地“古老文明”的“根”。今将自己从小到大对家乡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一些关于本地土话发音与古汉语中的许多词语发音的一致性,还有关于伏羲女娲与卦地村的渊源、及广大群众之间口口相传的古老传说等等为依据,梳理与解释这条“根”为什么在洪洞、在南垣、在以卦地村为中心南至涝河、北至涧河、西至汾河(之所以以此为界,是因为这一方的人语言发音一致,方言所指一致。往南过了涝河是临汾话,往北过了涧河是赵城话、往西过了汾河是河西的土话,这些发音与词语有了明显不同。往东的边界没有考证过,也不知道与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用同样的方言与发音到底以哪里为界,到过洪洞最东南村子,说话语音一模一样)为界的这一方土地,也就是回答一下为什么说洪洞是“华人老家”名副其实(这也是本文主要的内容,只是个人的感觉和体会,建立在个人对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等等的推理与猜想之上的一家之言——或许是井蛙之言,也就是一个洪洞人的胡思乱想和胡言乱语吧)。
要梳理解释这条“古老文明”的“根”,还得先从伏羲女娲的古老传说说起。印象中,记得打小(土话,意思是自从小时候)还没上学、还不识字的时候,经常是夏日的夜晚院子里铺张凉席,母亲坐在凉席上,老小(兄弟姐妹中最小的)的我躺在母亲的怀抱里听母亲讲古话儿(就是故事)。或者冬天的夜晚,在昏暗的油灯下,母亲一边做针线活儿,一边讲故事,这些故事中好多关于女娲与伏羲的传说。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这些故事,因为前辈李文生先生已将这些故事收集整理成册,内容详尽,我所听过的故事都在其中,在这里我首先向李老先生表达我的最崇高敬意,感谢他为家乡文化做出的贡献。这里我要表达的意思是,我关于这些传说是母亲的口口相传,我想李老先生最初接触到这些故事也是听他的母亲讲的吧!当然,李老先生后期肯定走访了好多父老乡亲,不然不会如此详尽。在这方热土,千百年来,伏羲女娲的传说,不是来自于书本,更多的是来自于一代又一代人的口口相传(大多不识字的老年人都知道这些故事),这似乎能透露出一些特殊的信息,这里先卖个关子,后边再一块儿解释。
再有包含一些特殊信息的就是我们的土话方言了。记得小学时期,大概是三年级以后吧,语文课本上有了古诗词,特别是盛唐时代的古诗词讲究的韵律,好多词儿用现代拼音不能押韵,但用我们的土话发音恰好合适。比如:远上寒山石径斜(xia音)的发音与我们方言一模一样,我们土话走小路,说踩斜(xia),如果某条线歪着,我们会说:斜(xia)着哩。还有古汉语的通假字,是通用、借代的意思。我们方言中借别人的东西中的“借”发音为jia,这个jia音就是借别人的东西用一下,说jia完全没有违和感,就像是应该那样似的,你说怪不怪,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发音有许多,没有详细统计与罗列过,但总觉得其包含了某些特殊的信息,大小觉得很奇怪,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却没有确切的答案。
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95年考上山西农大,我们班45个人,来自全省的44个县,基本上都是各有各的方言,那时农大里各县都有各县的老乡会,新同学入学就会受到老乡会同学的热情接待与帮助,自然也就加入了老乡会。老乡们之间经常串门聊天,同宿舍的八个人分别来自于和顺、祁县、昔阳、榆社、汾阳、右玉、蒲县和来自洪洞的我,他们老乡要是串门,除了蒲县因同属于临汾,除了语调和个别方言词汇上有点不一样,能听个七七八八,其他的都是听天书,根本不懂什么意思。有些县的老乡即使说普通话也听不懂,因为他们的好多发音不准确或者发音不完整,以至于他们表达出来的话就难以听懂。我的老乡串门的时候,也用地道的洪洞话交流(那时我们的普通话不标准,发音不一定准,但能懂,而洪洞的标准土话,现在有些都快忘了)我以为他们也听不懂,一次偶然的时候,与老乡交谈甚欢,看见同宿舍来自昔阳的同学偷笑,我随口问了句,我们的土话能听懂吗?他说,基本上能听懂。瞬间,我的某一根敏感的神经被触动——咋会这样?他怎么能听懂我们的土话?抱着好奇心,又问了同宿舍的其他人,他们都说基本上能听懂,再后来相互交流哪里的土话好懂,哪里的土话难懂,难懂的没固定答案,好懂的唯一答案——洪洞土话。这时我才知道洪洞人土话交流,在这里没有秘密可言,但为什么是这样,却没有答案。
洪洞土话没有秘密可言,这一观点今年夏天在北京的出租车上再次得到了验证。孩子今年大学毕业,毕业典礼是7月18日,我和夫人申文平在孩子的一再请求下参加了孩子的毕业典礼,第二天孩子就该到新的岗位报到了,在送孩子到高铁站的出租车上,我们一家人不时用土话交流,突然间我想起了我的这一论断,就问师傅是哪里人,能否听懂我们说的话,他说他是老北京人,我们的话他能听懂。洪洞土话没有秘密可言,在遥远的北京也没啥秘密可言。当然,由于工作和时代的原因(我工作前十年经常接待来洪采访记者,夫人是教师,要求教学必须使用普通话,孩子上学期间也基本上是普通话)我们一家的土话发音不太标准了,但还基本上能保持原有的风味,但确实是用洪洞土话交流,隔着上千公里的北京人竟然也能听懂,说其不包含某些特殊的信息,打死我也不相信。
参加工作以来,随着寻根祭祖游的不断兴起,系统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脉络,更加促进了寻根祭祖游的蓬勃发展,其间河南新郑黄帝故里和陕西黄帝陵清明节期间的黄帝祭拜、甘肃天水的伏羲祭拜,都影响深远。
这里不得不提一嘴洪洞大槐树。洪洞的大槐树寻根祭祖也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2007年走向全盛,现在是国家5A级景区,是晋南根祖文化游的龙头景区,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210余万人。因为明初移民历史很近,仅仅600多年,许许多多外来游客质疑移民的真实性或者移民规模,我觉得有必要从洪洞所在的临汾盆地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及当时的社会状况做一推理,来阐述一下这次大移民存在充分条件。首先,山西表里山河,东有太行、西有吕梁,西和南还有黄河,自古易守难攻,因而山西历史上很少受到战争毁灭性冲击。明初大移民发生在洪洞,我觉得相比于山西全境,这里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使她成为明初的移民集中之地:一是这里四季分明,夏季不太炎热,冬季不太冰冷,农作物可以一年两熟,且五谷杂粮都能种植,有充分的粮食保障,这是一山之隔的晋中所不能比的,山西境内晋中以北,由于有效积温不够,粮食只能一年一熟,粮食不多,自然人口也不会多。二是地理环境更安全,虽然运城是三面环山,一面是黄河,也有地理上的安全屏障,但黄河冬天会结冰,也有几个月的枯水期,所以运城并不是最安全的。有粮食和安全这两个条件做保障,足以说明当时这里人口稠密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有人以明朝初期全国人口数量与当今的全国人口数量做对比,再拿如今的临汾市人口与全国人口做对比,从人口比例来证明当时人口移民的规模没有150万。确实,太平时期,这方土地养育的人口有限,战时的安全屏障会成为太平时期经济发展的障碍,但战时这里却是避免战乱的最理想的场所。元末明初,千里中原,十室九空,这里却人口稠密,成为人口集聚区。如果说这里的土地能养活现在的400万临汾人,元末明初,这里集聚个二三百万人甚至更多也完全有可能。当然这里积聚的不只是当地人,也一定会有成千上万的外来人口到此避祸,时间长了这些外来人口就会把这里当成第二个故乡,即便战乱平息后在迁回故土,把洪洞当成故乡也说得通。但为什么移民记载无论是官方记载还是民间记忆都是在洪洞、在大槐树,而不是襄汾、侯马、尧都等县区的某个地方,这个就推理不出来了,或许又是有些神秘的信息吧!总之,明初大移民确实存在,且规模不小,600年来,大槐树移民后裔迁徙繁衍,生生不息,足迹早已遍布华夏大地,他们无论在何处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大槐树始终是这些移民后裔魂牵梦绕的故乡,大槐树成为寻根祭祖的圣地,理所当然。
说寻根祭祖,不能不再说回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研究涉及良渚、陶寺、二里头等众多重要遗址,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但这种“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应该不是中华文明最初的样子,它只是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后表现出来的文化特质。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才是其从最初诞生历经磨难到如今的再度辉煌的本色表现。
有人有疑问,为什么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民族能如此融洽共存,而外国却文明冲突不断、斗争不断?这不得不说中华文明的强大的“内核”与“基因”,也就是中华文明独有的特质。中华文明的基因内核到底是什么?我想无外乎自古以来的“民本思想”,以民本思想为内核,衍生出兼容并蓄、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和”文化内涵,它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形成了以“孝”文化和中庸之道为伦理道德的社会治理体系。这种体系之下,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国家为个人提供安全保障和生存平台,个人为国家发展存亡贡献力量,个人和国家牢牢捆绑在一起,同生共死,生生不息,绵延不断。
正是这种文化特质,使得中华文明历史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爱国英雄,如“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等等不胜枚举。他们是中华文明传承者和守护者,也是中华文明滋养出来的顶天立地的华夏儿女,成为了伟大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如果说,中华文明是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那么这种文明的诞生必然有一个起点。就像是一场超级台风,开始的时候总是一个小小的漩涡,随着气流力量的不断加入,最终形成了具有毁天灭地能力的超强台风。我觉得中华文明的爆发也应该有一个起点,我觉得称之为“奇点”更贴切,而这个“奇点”就在洪洞县东南部的卦地村,这也正是前边提到的神话传说、方言俚语等包含的特殊信息的指向(本文所说的特殊信息都是这个指向)。
还有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种对新生男孩或者小男孩的叫法,南垣片与周围的叫法明显不同:古县生下男娃叫生下个“厮儿”,赵城一带也叫“厮儿”,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华北、东北、江浙沪一带、河南、贵州等好多地方都称小男孩为“厮儿”,但以卦地村为中心的淹底、曲亭一带则称男孩子为“侯”,特别是老二,一般都有小名叫“二侯”,如谁谁家的“二侯”都知道是说谁。还有,女孩在这里大多成为“女娃”,“女娃”与“女娲”同音,我想这也是一种文化崇拜、文化信仰,家长们从骨子里希望自家的“女娃”能像女娲一样伟大吧。
除了前边所说的语言发音、方言俚语、民间传说等实证以外,古历法大概发端于此地,古历法中的节气变化与当地气候变化出奇的一致,我不太清楚这种一致的气候范围到底有多广,但这里的分毫不差却是不争的事实。
古历法是我们老祖宗根据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变化归纳总结出来的,我们的祖先以此为据进行农耕,产生了强大的农耕文明。历法中每个节气对应的天气特点对应洪洞的气候特征都非常准。如我觉得神奇的节气就有清明节,清明时节雨纷纷,说的就是山西,清明节这天,这里十有八九会下雨,最少也要阴半天。再有就是这里的立秋,天气就会分前后晌,表示立秋后天气转凉,晌午与酷暑一样,晚上就不再酷热难耐,每逢立秋的当晚,总会刮来丝丝凉风。还有一个是立冬,据说这片土地上,立冬时分以前种下的麦子,第二年都能丰收,立冬时分后种下的麦子则不会有收获……等等,这种神奇的一致性,应该也包含着一些特殊的信息。
卦地村及周边村落布局也传达着某种特殊的信息,之所以叫卦地村,是因为这里以卦地村为中心,韩略、子安、吉村、里开、杨家掌、下安、下柳、沙掌这八个村子按“米”字状排列,相距卦地村都是八里,柏村、吉恒、孔峪、沙沟、上安、武家庄、上寨、后泉、柏庄、磨道弯这十个村子在不同方位,距卦地村都是十里,称“十里八卦”。传说是伏羲女娲兄妹天灾过后,奉天意成亲,抟土造人,造的人多了,按不同方位分堆放置,就形成了现在的村子。然后观天象、测农时、布农耕,同时防外敌,测各个村子的安危,形成了最初的“先天八卦”和最古老的历法。
卦地村原有规模巨大的娘娘庙,也称八卦庙,是当地人纪念女娲和伏羲的功劳而建,始建年代不详,据说比如今的尧庙还早。原来每年十月十日举办为期半个月的庙会,其时,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只可恨1945年被日本人放火烧了,大火烧了七天七夜,可见其规模之大。如今还有几通石碑,被李文生先生保存,其中一块儿是“伏羲画卦处”。
纵观中国历史,中华民族敬奉的神仙往往都有原形,他们一般都是在现实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后人为纪念其功劳,往往筑庙立碑,歌功颂德,最后神化,进入神仙序列。照此推论,娲皇羲皇如果都有原形,女娲应是黄河中下游某个原始部落母系氏族时代最杰出的首领,伏羲则是进入到父系氏族最杰出的代表,至于他们是否兄妹、夫妻,是否生活在同一时期,不得而知。亦或是他们就是兄妹或夫妻,他们处在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转换的关键时期,权力的手杖在他们手里完成完美的交接,他们带领部族人民共同创立了古老的“中华文明”。
我们再对这个强大的部落早期位置做一个推断:首先这个部落不应在某个大山中,因为大山中虽然也有洞可以居住,但数量有限,也可以捕猎和采摘果实,但能耕种的土地有限,不利于部落发展壮大。也不应该处于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在远古时期,人类利用的工具相对简单、聊胜于无,平原是虎豹狼虫的天下,这里不利于人类防守与捕猎,反而容易成为猎物。而黄土高原的丘陵地带更适合原始部族的居住和生活,这里有天然的洞穴可居,松软的土质也可挖洞而居,有利于人类隐蔽、捕猎、可以采摘果实,也有能耕种的土地,发展农业生产。从这些条件分析,中华民族的祖先应该是在沟壑纵横的丘陵区发展强大起来的。随着生产力逐步发展壮大,人口规模不断增加,部落的中心逐渐向周围的平原推进,因为平原更利于农耕发展,发展的过程中,工具的利用越来越先进,最后发明了文字,形成了强大的中华文明。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女娲补天”的传说。我们当地的土话称房顶的内层为“天棚(tian pei)儿”,我想“女娲补天”应该这样解释就合乎情理了:远古的某个年月,由于连绵的大雨,让他们居住的土窑洞被雨水浸润冲刷漏水了,人们大都失去了居住之地,女娲发现大火烧过的石头生成的白色的粉末儿(就是生石灰),遇水形成的白浆干涸后会非常结实,且能与土完美结合到一块儿,填补漏洞,所以她寻来各种各样的石头,炼制成石灰,补了洞顶的缺口,也就完成了“补天”,人们又有了赖以生存的窑洞(土洞)。
卦地村周围,沟壑丛生,满足前面推断的一切的条件。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卦地应该就是这个原始部落的中心地带,也就是伏羲画卦的原始地。我断想,“十里八卦”的这种村落布局,应该是部落不断壮大,人口不断增多后,出于合理生产生活安排和防御外来入侵的军事部署,这样布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相互照应。这种布局结合地形地貌、天文天气状况,可以初步推断来犯之敌的进攻时间和进攻路线,甚至通过地形地貌,能推断出来犯之敌的数量等等,这也就形成了最初的“先天八卦”。
还有这里的民风,似乎也再阐述着一些特殊的信息。在这一方土地上从政过的官员,做啥事基本上是一声令下,就会很快完成。比如原来农民要交公粮,小时候,每逢夏收完毕,经常会跟随父母去粮站交公粮,也帮不了啥忙,就是大人们忙活的时候看着运粮的车,从人力车到马车再到后来的手扶拖拉机、小四轮等等都看过,那时,淹底乡就一个粮站,交粮的时候都得排队等候,交粮的队伍能排几里远。如果有谁家的粮食以次充好,收粮的工作人员让退回去重新拉好的来,没见过有不遵从的。
这里民风醇厚,村民有纠纷或者哪家政策执行不力,只要派出所出面,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于是乎我想起了一个词语:画地为牢。为什么画地就能成牢?因为绝对服从。为什么绝对服从?因为绝对信任。这种发自骨子里的绝对服从和绝对信任,应该是长期以来,他们的部落首领不计私利、一心为部族发展着想的大公无私的精神融入到部族人民的血脉里。这种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的精神其实就是传承几千年、几万年甚者几十万年的中华文明的精髓——“民本思想”。而在当地广为流传的女娲和伏羲的种种传说,无一不是这种思想的诠释,流传于当地的尧舜禹的故事又为这种思想做了最好的注解。正是这种“民本思想”的文化内核,中华文明才能拓展到哪里,就会得到那里人民所接受、所拥护。也正是因为“民本思想”的文化内核,古老的中华文明才能以海纳百川之势,融合一切相遇的文明,形成今天“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中华文明。
回到“华人老家”这个称号,我觉得“洪洞”一词,洪代表洪荒,洞就是那个古老的土洞(窑洞),我们的祖先以洞为家,养猪、养羊、养牛,防止风吹日晒,抵御猛兽侵袭,“洪洞”就是“最古老的家”,也就是“华人‘老’家”的意思。
郭建军
二零二五年十月
校对:范雅楠 郭霞
责任编辑: 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