塬上的那对木水桶

□ 张步军

　　旱塬上的瓦罐

　　1936年的春天迟迟不肯光顾黄土高原上的永和署益塬。放眼望去，天地间一片焦渴的灰黄。风是干的，卷着砂砾，刀子似的刮在脸上;地是裂的，张开无数饥渴的嘴。在这片被干旱扼住咽喉的塬上，“水”字重逾千斤。

　　张富贵老汉佝偻着蹲在自家水窖边，窖底只剩下浑浊的一洼。他吧嗒着旱烟，每一道皱纹里都刻着愁苦。老伴王大娘正用袖子一遍遍擦拭着一个灰扑扑的瓦罐——那是他们赖以活命的取水家什。瓦罐口沿豁了个小口，像一张残缺的嘴。

　　“他爹，”王大娘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道豁口，“再不去沟里，这点水星子连和面都不够咧。”

　　张富贵重重一叹，烟锅在鞋底磕了磕，撑着膝盖艰难起身，浑浊的眼睛望向塬下深沟的方向。“去，就是这罐子……”他摇摇头，没说下去。这瓦罐脆得像层薄冰，上一次取水就差点摔在崖畔上，惊得他心肝都颤。

　　村子孤悬在高高的塬顶，水却在十里外深不见底的沟底。青壮年走一趟都腿脚发软，何况是年近六十、腿脚不利索的张富贵和常年咳嗽的王大娘?每一次取水，都是一场耗尽气力的苦役。陡峭的山路像悬梯，瓦罐抱在怀里，又沉又滑溜，像抱着颗随时会炸的地雷。

　　“慢些，千万慢些，莫贪多，罐子要紧……”王大娘把瓦罐递给张富贵，枯瘦的手紧抓着又松开，眼里是化不开的忧惧。

　　张富贵点点头，冰凉的瓦罐贴在胸口，沉甸甸地压在心口。他一步一挪，佝偻的身影在空旷焦渴的塬上。

　　红军来了

　　就在张富贵老两口在水窖边愁云惨淡时，一支队伍悄无声息地来到了署益塬。灰布军装，打着绑腿，背着枪，他们说话和气，见了老乡就帮忙：扫院、劈柴、担水……样样都干。

　　塬上的人起初惊疑不定，远远张望。渐渐地，心头的石头落了地——这支兵，是向着穷苦人的。

　　队伍里有个年轻战士叫李勇，二十出头，浓眉大眼，手脚麻利得很。他被分派到张富贵家附近帮忙，没两天就瞅见了老两口取水的光景。

　　那天，李勇正帮隔壁担水回来，远远看见张富贵老汉抱着那豁口瓦罐，一步三摇地往家挪。汗水在他灰土色的脸上冲出几道泥沟，嘴唇干裂起皮，脚步虚浮得像踩在棉花上。李勇心一紧，撂下扁担就冲过去扶住他摇晃的身子：“大爷，当心。”李勇不由分说接过瓦罐，入手沉甸甸，豁口的边缘硌手，罐身一道细长的裂缝清晰可见。再看老人风箱似的喘息和干裂的唇，李勇的心像被那裂缝割了一下，“沟那么深，路那么陡，您的身子骨咋吃得消?”

　　王大娘闻声出来，见状连忙招呼：“同志快进屋歇歇，喝口水。唉，让您看笑话了，老骨头不中用咧……”声音里满是无奈。

　　李勇跟着进屋，接过王大娘递来的半碗水，水色浑浊带着土腥。他一饮而尽，喉头的灼烧感稍解，看着眼前两张被岁月和苦难蚀刻得沟壑纵横的脸，一股酸涩涌上心头。

　　“大娘，大爷，”李勇放下碗，语气斩钉截铁，“取水的事，交给我们。”老两口愕然对视，浑浊的眼里燃起难以置信的光。

　　木匠小吴

　　李勇立刻把张富贵家的情况报告了班长，班长又汇报到连部。很快，“塬上百姓取水难，尤其困难户连个囫囵家什都没有”的消息传遍了连队。

　　“我们是人民的队伍，老乡的难处，就是我们的任务。”连长拍板，“问问谁会木匠活?给最困难的老乡做水桶!要结实耐用。”

　　一个叫吴明的战士站了出来。他个子不高，脸庞黝黑，说话带着腼腆：“报告连长，俺在家跟我爹学过点木匠活，俺试试。”

　　老乡们听说红军要给他们做水桶，纷纷把家里存的好木料找出来送到连部驻地。吴明找连长领了锯子、刨子、凿子几样简单工具，就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摆开了阵势。他仔细挑选纹理顺直的木板，用锯子裁出合适的尺寸，再用刨子一遍遍推刮，直到木板光滑平整，不挂一丝毛刺。拼接桶身是关键，他精心凿出榫卯，用削好的硬木竹钉楔紧，又在桶口和桶底箍上加固的木条。汗水顺着他年轻的脸颊淌下，也顾不上擦。他知道，这桶要装几十斤水，要走十里陡峭山路，一丝马虎都要不得。

　　李勇一有空就来帮忙，递工具、搬木料，看着粗糙的木板在吴明手中渐渐显出桶的雏形，心里也升腾起热切的期盼。村里的乡亲们路过，总会驻足看一会儿，有的递上一个烤红薯，有的端来一碗水。木花堆在吴明脚边，散发着好闻的松木香气，也散发着一种无声的、沉甸甸的希望。

　　塬上的新希望

　　几天后，第一批水桶做好了。吴明的手艺确实扎实：桶身浑圆光滑，木纹清晰，箍条紧密，提手圆润趁手，拎起来沉甸甸的，透着股牢靠劲儿。

　　“好!小吴，真有你的!”李勇拎起一个桶，左看右看，爱不释手。

　　吴明抹了把汗，露出憨厚的笑容：“连长说要结实，俺就想着，得让老乡用十年八年不散架才好。”

　　连长亲自验看过，非常满意，当即下令：第一批桶，优先送给村里最困难的人家，张富贵家头一个。

　　李勇和吴明一人提着一个散发着松木清香的水桶，大步流星地朝张富贵家走去。远远地，就看见王大娘倚着门框朝外张望。

　　王大娘眯着眼看清来人，目光落在他们手里那两个黄澄澄、亮堂堂的木桶上，“大娘，给您送水桶来了。”李勇笑着把桶稳稳放在她面前。

　　王大娘像是被钉住了，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那对水桶。它们那么厚实，那么光亮，桶壁光滑得能照出人影，跟她怀里那个冰冷、粗粝、布满裂纹的瓦罐，简直是天上地下。她的嘴唇哆嗦着，眼圈瞬间红了。“这真……给俺们?”声音抖得不成调。

　　“大娘，是给您的。”吴明在一旁接口，“连长知道您取水难，特意让俺做的。这木头结实，箍得牢，摔一下也不怕!”

　　恰在这时，张富贵老汉拖着腿回来了。看到门口的光景，老伴的泪眼，还有地上那对光鲜得晃眼的木桶，他猛地顿住了脚。

　　“他爹!快看!”王大娘一把拉住他，指着水桶，声音带着哭腔又满是欢喜，“红军同志给咱做的水桶，真真的木头水桶啊。”

　　张富贵像是被雷击中，他缓缓蹲下身，粗糙得像老树皮的大手，一遍遍抚摸着光滑坚实的桶身，又用力握了握那圆润的提手。他抬起头，望着两个年轻的红军战士，泪水毫无预兆地涌出，顺着脸上深刻的沟壑滚落下来，砸在焦渴的黄土地上。他张着嘴，喉咙里哽着千言万语，却一个字也吐不出，只化作一声沉重的、饱含了太多情绪的呜咽。

　　“大爷，大娘，千万别这样。以后打水有难处，言语一声，我们帮您挑!”李勇豪爽地说。

　　“你们是俺们的大恩人呐。”张富贵终于喊了出来，声音嘶哑，带着黄土塬最深的震颤。

　　自那天起，那对崭新的木水桶就取代了豁口瓦罐。张富贵挑起它们去沟底取水，扁担压在肩上依旧沉重，山路依然陡峭，可他心里却像揣着块定心石。那桶壁厚实，箍条紧扎，任它山路颠簸，桶里的水也稳稳当当。红军战士们也常来，水缸总是满的，柴垛总是高的。塬上的风似乎也柔和了些，阳光照在黄土地上，也暖烘烘地照进了老两口枯寂已久的心房。

　　那对木水桶，被郑重地放在水窖旁最显眼的位置，成了张家最珍贵的物件。它们盛满的不仅是活命的水，更是红军带来的生的希望和沉甸甸的情义。

　　后来，红军队伍离开了署益塬，奔赴新的战场。但他们留下的，远不止这一对对救命的木桶。那份雪中送炭的恩情，那种军民一心的温暖，如同种子深埋进黄土塬的褶皱里。张富贵老两口至死都珍藏着那对水桶，逢人就讲红军的好。再后来，这对饱经沧桑的木桶，被请进了红军东征永和纪念馆的展柜。它们静静地立在那里，木纹里浸透着岁月的痕迹，无声地诉说着那段艰难岁月里，最为清澈动人的鱼水深情。它们是历史的证人，见证着民心所向，见证着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