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巴比伦“两条龙”的首次对话

□ 于殿利

　　由于出版工作关系，我多次来山西，而这一次却不同，不仅是出于对历史与文明的学术兴趣，而且是直奔黄河文明而来，目标就是西侯度、丁村和陶寺，鉴于自己的学术背景和当前的研究课题，我把丁村和陶寺定为此行的核心。

　　壶口瀑布作为前奏和序曲，把我引入大河文明的思绪之中，目睹黄河之水挟万钧之势倾泻而下，遥想黄河和长江作为中华民族母亲之河的孕育之恩和养育之情，作为一名亚述学者，自然联想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这也首次让我把临汾这座城市和这片土地与黄河文明联系在一起，同时让我想到幼发拉底河两岸苏美尔人星罗棋布的城市群，埃利都、乌鲁克、乌尔、尼普尔、舒路帕克、基什……同为文明的摇篮，河流的咆哮仿佛是历史深处传来的亘古呼唤，提醒着我们：水是生命之源，人类的命运和文明就是一场与水的对话。

　　探寻文明之源，西侯度、丁村和陶寺一直是我的向往之地。我看重人类的用火遗迹，是因为没有使用火就没有人类从动物种群中分离出来的进化可能性;我看重人造工具、艺术创造和文字记录是因为它们是人类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典型标志。当我在丁村遗址博物馆的展柜前驻足，那些十万年前的打制石器、动物化石，虽静默无言，却以其粗粝的质感，向我这个惯常解读楔形泥板文字的人，展现了更为悠远而浑厚的“前文字史篇”。在美索不达米亚，我们通过破译楔形文字重构苏美尔人的城市与社会;而在丁村，我们则通过石器的形制与痕迹，触摸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生存智慧。二者虽相隔万里、形态迥异，却共同印证着人类从蒙昧走向觉醒的漫长征程。未能亲临遗址现场固然有些遗憾，但博物馆的精要陈列，已足以让我感受到那种直抵生命本源的震撼。

　　陶寺遗址博物馆让我对龙文化有了切实的认识，同时也引发了我对中国古文明与巴比伦古文明的渊源想象。尽管陶寺遗址博物馆拥有很多宝贝，诸如观象台基址的复原模型、精美的彩绘陶器和玉器，以及鼍鼓和圭尺等，但最让我心动的却是那标志着王权与秩序的龙盘，龙盘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的研究视野中，巴比伦城的主神或保护神马尔杜克的图腾或权标就是龙，迄今出土的相关文物包括马尔杜克的铜龙塑像、新巴比伦王国时期(公元前7—前6世纪)巴比伦城门两侧城墙上身形各异的神龙，以及描绘巴比伦创世神话“龙舟战”的圆筒印章。尤其是圆筒印章上“龙舟”形状的“真龙”，与中国传统的龙以及现在民间龙舟的龙在形象和仪态上，具有极高的相似度。众所周知，龙是中国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人常常称自己是龙的传人。陶寺龙盘是中国早期礼制文明的代表器物之一，龙已经成为此时最高权力的象征，龙盘似乎具有“国徽”的性质，这与马尔杜克的铜龙像或有一比。陶寺龙盘展示柜中标注的时间为距今4300—3900年，而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属于仰韶文化的“蚌塑龙”，距今约6400多年。相比之下，巴比伦城创立的时间为公元前1894年，与陶寺龙盘的时间大抵一致。巴比伦城主神马尔杜克获得“众神之王”的地位却经历了一个过程，从古巴比伦时期开始，到新巴比伦时期达到极盛。

　　行程中的广胜寺，则提供了另一个审视文明发展的维度。飞虹塔巍峨耸立，琉璃璀璨，寺内曾珍藏的《赵城金藏》虽未得见全貌，但其以浩繁卷帙传承佛教经典的壮举，本身就是一部关于信仰、技术与文明传播的宏大叙事。这让我联想到亚述帝国古都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那些数以万计的楔形文字泥板，同样是为了汇集与保存一个时代的知识。从泥板到经卷，从祭司到僧侣，人类对知识、信仰进行系统化整理、传播的渴望从未停歇，这正是文明得以积累、扩散和延续的内在动力。作为出版者，我深知，临汾的先民与两河流域的书吏，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记录和“出版”着他们的时代，幸运的是，他们的记录和“出版”能够流传至今。

　　临汾之行，虽短暂，却厚重。壶口瀑布展现了塑造文明的自然伟力，丁村遗址揭示了人类起源的深远背景，陶寺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国家的诞生，广胜寺则诉说着文明成果在历史长河中传承与流布的故事。从美索不达米亚到晋南，从楔形文字到甲骨文、金文，人类文明的发展虽各具特色，却蕴含着共同的逻辑与梦想。尤其是中国和巴比伦“两条龙”，在临汾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在我自身之内首次实现了“面对面”的对话。

　　谨以此文，感谢临汾给予我的这次深刻启迪。

　　(作者系全国文化名家暨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历史学博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等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业界导师。曾任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现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曾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出版韬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