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 归 途

□ 陈孟发

　　父亲临走那年，我回去看他。他躺在炕上，忽然睁开眼，说了一句：“好歹混进城里了。”说完又闭上眼，像随手撂下一句闲话。

　　那时候我在县委办工作刚满十四年，写得秃了头、挺了肚、背了手。听他这话，心里不是滋味——“混”字多轻，轻得像一片落叶，却压了我三十年。

　　走过半生终于明白：挤进县城立足，不过是人生起点;读懂自己、安放本心，才是一生归途。

　　一、土院扎根

　　一九九三年，我骑着自行车沿土路往职业中学去，车筐里装着课本和搪瓷缸子。土路坑坑洼洼，骑一段，推一段，到校时裤腿上全是泥点。校长姓贾，身材魁梧，说话慢，领我到他隔壁的一间办公室，说：“小陈，先住着，条件艰苦，慢慢就习惯了。”

　　那一住，就是两年。

　　师大毕业分到职中，总觉得委屈。想着熬两年，调去一中，就好了。可那两年，恰恰是我后来三十年里离“自己”最近的时光。白天上课，晚上啃书，周末泡图书馆。别人打牌我抄笔记，别人闲聊我练毛笔字。不是清高，是知道没背景、没根基，唯一能扛的就是自己。

　　第一次站上讲台，粉笔灰落在灰布西服上，阳光从木格窗棂照进来，落在孩子们仰起的脸上。几个年龄相仿的女生笑我普通话不标准，我羞得用书把脸遮住。那时候穷，但每一分钱都花得踏实;那时候傻，但每一句话都讲得真心。

　　两年职中，我没“混”过去。我在土院子里扎了根，根须伸向泥土深处，汲取的是底气——知道自己能从零开始，知道苦日子能熬出甜味，知道一个人的价值不取决于他在哪张桌子上吃饭，而取决于他能端出什么菜。

　　二、文字修行

　　一九九六年，我调进县委办。这一干，就是十四年。

　　一篇讲话稿，不是把领导的意思写出来，而是要把领导想说却说不出的话，用领导的口吻说出来。这中间的功夫，不在文笔在揣摩。揣摩领导的风格——有的喜欢高屋建瓴，有的喜欢接地气;有的爱用排比，有的偏爱短句。揣摩领导的意图——文件上写的、会议上说的，哪一句是客气，哪一句是试探，都要分得清。

　　有一次，给新来的副书记写讲话稿。我熬了三个通宵，洋洋洒洒八千字，自认为结构严谨、文采斐然。稿子交上去，副书记只改了一个字——把“大力推进”改成了“稳步推进”。就这一个字，我琢磨了半宿。后来老主任点拨：“推进的方向对了，力度要看火候。新领导刚来，不宜太猛，稳步二字，既是姿态，也是分寸。”那一刻我才明白，写材料是在刀刃上行走的定力。

　　县委办十四年，我听懂了无数话里的话，也学会了在话到嘴边时绕三圈。不是世故，是知道每一句话都有重量，落子无悔。

　　隔壁政研室老张，事业编，干了三十年，还是股级。办理退休手续那天，他一个人在办公室坐了很久，把抽屉里的稿纸、墨水、订书机一样样摆整齐，又一样样收进纸箱。我进去倒水，他抬头笑笑：“小陈，你说这桌子，换了多少人?”

　　我没回答。但我知道，那张桌子换过多少人，我就看过多少种活法。十四年，我把自己磨成了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也把自己炼成了一面镜，能照见人心深处的明暗。

　　三、土地淬火

　　二〇一〇年，我离开县委办，下乡镇。八年，三个乡镇，两度主政一方，一度统揽全局。这是我最累、也最踏实的八年。

　　乡镇是离土地最近的地方，也是离百姓最近的地方。在这里，没有“材料”可写，只有“事情”要办。夏秋抓防汛、冬春抓防火、一年四季抓黑口——同僚间流传的这句“四季口诀”，看似粗粝，实则是乡镇干部用脚步丈量出来的治理辩证法。表格叠成山，会议连作海，脚步踏破门槛，灯火燃尽长夜。三年脱贫攻坚，青丝换霜鬓，血压随责任攀升，体检单上箭头朝上的指标四五个。二〇一八年省评估验收通过那一刻，所有疲惫都化作了值得。

　　掌控局势，首在善“看”。两个副乡长因分工扯皮，我没有当场拍板，而是分别谈话、不动声色观察两天，第三天只说了一句话：“做好了是大家的功，做砸了是谁的责?你们自己掂量。”两人对视一眼，都抢着干了。这不是权术，是懂得人心比制度更复杂，也比制度更柔软。

　　处变不惊，成于历“练”。有一次，上级突然来检查，事先没有任何通知。我正在下乡调研，接到电话时，手心都出汗了。但我很快镇定下来，一边安排办公室紧急准备材料，一边亲自赶回去汇报。汇报时，我没有遮掩问题，也没有夸大成绩，而是实事求是地把情况说清楚，同时拿出了整改方案。检查结束后，上级领导说了一句：“这个干部，稳。”就这一个“稳”字，让我明白，处变不惊不是装出来的，是练出来的——在无数次措手不及中，练出了定力，练出了底气。

　　杀伐决断，要有担“当”。乡镇里很多事拖不得、等不得、商量不得。一个项目扯皮半年，我三天摸清底细，专题会上当场定调：谁的责任谁担，谁的利益谁让，谁再扯皮就换谁。全场鸦雀无声，会后有人说我“霸道”，但项目推进了。在乡镇，我学会了该拍板时拍板，该得罪人时得罪人。这不是狠，是担当——知道身后没有退路，身前没有扶手，只能靠自己，在夹缝里寻光，在暗夜里赶路。

　　八年乡镇，我从“写材料的人”变成了“扛事的人”。肩上有了责任，脚下有了泥土，心里有了百姓。这段岁月是我一生的烙印，也是我后来面对任何风浪时的压舱石。

　　四、人情行走

　　二〇一八年，我重回县直单位履职。

　　正月初一至初七，每一天都有固定拜访对象：初一陪伴父母，初二看望岳父母，初三登门拜访领导，初四答谢授业恩师，初五联络同窗好友，初六相聚战友故交，初七走访远亲近邻。七天奔波的路途，是个人社会资本一年一度的清点复盘。

　　在县城，每个人都活在一种无形的“被晾晒”状态里——你的行踪、你的口舌、你的家丑，都像湿衣服一样挂在公共的绳子上，风吹日晒，谁都能看，谁都能评。还有一种东西比钱更金贵，那就是“体面”。一个人可以手头紧巴，但绝不能在人前跌了份儿。一旦失了体面，就等于在熟人圈子里被贴了标签，往后办什么事、见什么人，都会矮人一截。

　　明知有些人是冲着自身职位刻意交好，仍要笑脸相迎;昔日无话不谈的挚友，只因一件事没能帮忙，便渐渐疏远。从来不是人心善变，只是身份位置转变，相处模式不得不随之更改。我得到了很多——位置、面子、人脉、资源;我也失去了很多——纯真、坦然、交心的朋友、睡安稳觉的夜里。

　　所幸，还有一些人，能让你做回自己。几个初中同学，老地方，街边小馆，举杯豪饮，无话不谈。在他们面前，我不必是谁的主任，谁的下属，谁的谁。我就是当年那个穿补丁裤子、在初中那个破旧的教室里背《岳阳楼记》的穷学生。

　　五、回望归位

　　二〇二二年盛夏，我到市直单位工作。位置高了，视野宽了，可心里却越来越空。

　　县城那十分钟的路，我曾走了三十年，从土路走到柏油路，从自行车走到轿车，从简陋教室走到有空调的办公室。可有时候，忽然听见一句乡音，闻到一股饸饹香，看见一个穿校服的孩子骑车经过，心里就软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戳了一下。

　　那一下，很轻，却很深。深到让我忽然明白：我走了三十年，走的不是城，是命。

　　雨夜，漫步鄂城街头，许多承载一代人记忆的地标渐渐消逝：大礼堂回荡的集会声响、老一中朗朗的读书声、三八饭店的招牌酱油饸饹、鄂邑商场的熙攘人流、东门桥的往来摊贩。这些撑起八九十年代小城烟火的坐标，如今或是改造为网咖商铺，或是推倒重建高楼，最后只留存于相册泛黄的剪影之中，成为时代落幕的注脚。

　　新生的事物，如春草一样疯长。上百栋高层楼宇拔地而起，重塑小城天际线;老城改造、北环路拓宽、幸福湾片区开发同步推进。从前“南北无二里，东西一条川，人饮泉中水，牛耕山上田”的狭小闭塞，早已成为尘封过往。

　　我的人生轨迹，恰好与县城发展同频共振。小城从朴素简陋走向繁华现代，我从清贫少年步入温饱安稳;小城发展节奏由舒缓变得急促，我内心从容褪去，常年被焦虑裹挟;小城从纯粹熟人社会，过渡到半熟人社群，我身边人来人往，却再难寻到交心知己。

　　城变了。土路变成了柏油路，平房变成了高楼，自行车变成了轿车。城变大了、变新了、变繁华了，可城也变空了——空了的是人情味，是烟火气，是那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亲切。

　　人也在变。我从一个穿补丁裤子的穷学生，变成了一个活的通透中年人。学会了说话，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妥协退让。

　　路上的人，有的还在，有的散了。老吴前年走了，心梗，没来得及告别。剩下我们几个，聚一次少一次，喝着喝着，就有人提起老吴，说“那小子，当年抽烟最凶”，然后沉默，举杯，干了。

　　如今走在街上，有人叫我“陈老师”，有人叫我“陈主任”，有人叫我“陈书记”，还有人叫不出名字，点点头，笑笑。我不纠正，也不解释。

　　六、混到尽头

　　父亲走了十九年了。有时候回到老宅，站在门口，抽根烟，想想他那句话——“好歹混进城里了”。

　　三十年，职中二年扎根，县委办十四年修行，乡镇八年淬火，县直四年行走，市直四年归位。每一段都不是“混”过去的，是“扛”过来的——扛得扎实，扛得疲惫，扛得无怨无悔。

　　城还是那座城，人已非当年人。城在，人散，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头。

　　可到头了才发现——“混”不是贬义，是活法;不是妥协，是智慧;不是终点，是过程。我们这一代人，混在县城的夹缝里，上不接天，下不连地，却硬生生混出了一代人的筋骨、一代人的韧性、一代人说不出口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