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弟情深

□ 张文敬

　　一位哲人说过，上苍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她在给你关上一扇门时，必然要给你开启一扇窗。

　　对于我来说，确实如此。我幼年过早地失去了父母，但上苍却赐给我一个好哥哥和两个好姐姐，尤其是我的二姐。

　　父母去世后，哥哥南下四川工作，大姐已出嫁。家里只有15岁的二姐和年幼的我。二姐从小要强、有主见，母亲临终将我托付于二姐，她遵照嘱托，勇敢地挑起了抚养我的重担。

　　15岁的二姐在伯母和三婶帮助下，很快学会了蒸馍、擀面、炒菜;在三伯和大堂兄的帮助下，很快学会了播种、锄地等农活。为了我，二姐又当娘又当爹。她每天无论干家务还是下地干活，总是把我带在身旁，只怕我有个闪失。她对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我不离开她的视线就行。

　　二姐在地里劳累了一天，回到家还要做饭，还要照料我的生活，但她从未有过半句怨言。记得一天夜里，我喊着要拉粑粑，二姐端着油灯，把我领到院里，把油灯放在窗台上，站在那里看着我拉完，然后给我擦干净屁屁。漆黑的夜晚，跳跃的灯火，暖暖的亲情，至今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家里就我和二姐两人。二姐警惕性很高，每天睡觉前，她总要端着油灯或拿着手电筒，把所有房间及各个角落仔细检查一遍。睡下后，我总是缠着二姐给我讲故事。如《劈山救母》《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讲的次数最多的是《狼外婆》。我几乎每个夜晚都是听着故事进入梦乡的。

　　二姐很爱看戏。有一次她领着我乘坐邻居牛车，到距离我们村十里地的西毋庄村看王存才的蒲剧《挂画》。二姐在戏台下给我买凉粉吃、买醪糟喝，而她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喝一口。回来时夜已深，我在车上早已睡着，二姐将我抱回家。

　　春节快到了，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准备过年。二姐也忙着给我做新衣、扫家、置年货。一次她带着我在集上买了一幅《孟姜女》四扇屏年画，贴在炕上。闲暇时，她边给我讲画上的故事，边教我认字。过年的前一两天，二姐总要给我剃头、洗澡、剪指甲。大年初一早上我一醒来，准能看到二姐亲手缝的新衣、新帽、新鞋、新袜，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我的枕边。我急不可待地穿上新衣服，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光阴如梭，转眼二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父母在世时，曾给二姐订过一门娃娃亲，男方条件很好，按说到了结婚年龄嫁过去就可以了。但二姐考虑到我的抚养问题，怕我以后跟上她受委屈，便毅然决然地退掉了这门亲事。

　　二姐长得端庄秀丽、聪明能干。退婚后，前来提亲的踏破了门槛。尽管条件好的比比皆是，但二姐最终选择了一个比她大七八岁而且又是个二婚的人。因为只有这个人符合二姐提出的三个条件，一是本人忠诚可靠，二是同意接纳我，三是愿意供我和二姐上学。

　　事实证明二姐的选择是正确的。二姐夫家虽然也不富裕，但他为人忠厚老实，值得依赖，婚后对我和二姐都很好。

　　二姐结婚后，二姐夫很快就履行了承诺，将二姐和我送到万荣县古城高小上学，二姐读高小，我读初小。当时二姐夫在县上工作，他以微薄的薪水供我们姐弟俩上学。二姐考虑到我的生活还不能自理，就和校方说好，将我安排在她们女生宿舍，和她一起住。那年夏收时多雨，小麦全出了芽，蒸出的馍又黑又黏，令人难以下咽。每天在学校食堂吃饭时，二姐总是将她的白馍给我吃，她吃黑馍。就这还怕我吃不好，星期天回到家里炒了一大袋油茶带到学校，每天早上给我喝。

　　二姐不仅关心我的生活，对我的学习也抓得很紧，她经常检查我的作业。我也没有辜负二姐对我的期望，学习也很勤奋努力，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有一次我拿着三好学生奖状给二姐看，她高兴得热泪盈眶。

　　二姐高小毕业时，因为我的拖累，加上她已怀孕，便毅然放弃了学业，选择回村务农，将本已是干部家属的城市户口迁回农村，我也跟着她到尚家村继续上小学。

　　当时学校只有两个老师，由学生家长轮流管饭。二姐既要忙地里的农活，又要给我做饭，遇到管老师饭就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但二姐从不叫苦叫累，总是想方设法把饭做好。记得有一次又轮到我们家管饭，我一进家门，就看见二姐正站着炸油饼。炎炎烈日下，她汗流满面地将炸好的油饼放进盘子里。要知道“猪肉拌面、油坨子蘸蒜”是我们南张一带招待贵宾最好的美味佳肴。二姐同所有学生家长一样，总想尽其所能让老师吃好些。看到二姐如此辛苦，我便暗下决心，一定要更加努力地学习，以优异成绩回报二姐。

　　初小毕业后，我被保送升入薛李完小，每周回家取一次馍。这时二姐已生下小外甥女荣珍，她既要忙乎地里活，又要照料刚出生的女儿，还要给我蒸馍、炒菜，其辛苦可想而知。每周日下午我去学校时，她总是早早将馍、菜及洗干净的衣服给我装好，从没有误过我上学。有时我因忙于学习顾不上回家，二姐就骑上自行车将馍馍菜和替换的衣服给我送到学校，只怕我饿着，只怕我穿得不如人。高小毕业时，我的学习成绩在三个毕业班中名列第一。当我将毕业证拿回家给二姐看时，她喜极而泣，边看边抹眼泪。

　　参加工作后，二姐依然没有为我少操劳。1961年麦收后，经人介绍，我到南张供销总店当通讯员。二姐经常去看我。当时我有尿床的毛病，常常将被褥尿湿后堆在宿舍，不好意思拿到机关院里去晾晒。二姐知道后，就和机关附近一家老百姓联系，让我以后将尿湿的被褥拿到他们家晾晒。遇到下雪天，我就将被褥搭到烟筒上暖，有一次竟把褥子烧了一个大洞。二姐来看我时发现了，就将那条褥子拿回去拆洗缝补，当天又给我送来一条新褥子。

　　后来二姐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就四处找医生给我医治。听说中张瓮村有位中医能治此病，她就买上点心，领我上门求医。经过几次针灸，病情大有好转，后来就彻底好了。

　　从参加工作到1969年我参军前，我的被褥、衣服包括鞋袜，全都是二姐一针一线给缝的。

　　二姐不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呵护我，在思想上、做人上也给予我很多的教育和帮助。我刚到供销社工作时，她就教导我说：“学得勤快些。小娃勤，爱死人;小娃懒，没人管。”又说：“干财贸工作，最要紧的是手脚要干净，千万不能眼小，要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这样人家才敢用你。”她曾多次教导我要自立自强，说谁的帮助都代替不了自个努力。如果说我后来在工作中取得一些成绩的话，那是与二姐的教育分不开的。

　　我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后，二姐依然默默地为我们做着后勤服务工作。结婚后，我与妻子长期两地分居，我在太原工作，妻在万荣县上班。1978、1979年连续两年生了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当时我们既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结婚几年了终于有了孩子，愁的是妻子既要工作又要照料孩子，忙不过来。这时妻姐和二姐伸出援手，一人给管了一个，为我们解除了后顾之忧。两个孩子一直到三四岁上幼儿园才回到妻子身边。所以两个孩子一个和姨妈特别亲，一个和姑妈特别亲。

　　二姐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只知付出不图回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她患了脑血栓病，我和妻子把她接到太原治疗。当病情好转后，她就急着要回去，只怕影响我们的工作。后来还来过太原两三次，但每次住的时间都不长。她总是说住不习惯，不如乡下好，其实是怕给我们添麻烦。

　　二姐晚年，我每年回老家看望她，走时想多给她留些钱。可她总是说：“你两个孩子上学，正是花钱的时候，我有你姐夫的遗属补助，孩子们再给些，钱够花了。你们也把身体当事些，吃好些，不要担心我。”

　　转眼间二姐离开我们已经四年了。二姐出殡那天，她的好友淑女姐边看生平简介边抹着眼泪对我说：“像你们这样的姐弟情，十里八乡都难找。”

　　是啊!是二姐用一生的付出，向世人诠释了什么是血浓于水，什么是一母同胞，什么是骨肉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