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树下的秋千

□ 韩亚丽

　　昨天，又见邻居家给小孙子买玩具。小汽车、扭扭车、平板车、摇摇椅，客厅里满当当的，可孩子玩什么都像隔着一层，抓两下便扔到一边。小汽车按了两下按钮，便丢在脚边;扭扭车坐了一下，就不坐了。满屋子的塑料味和电子声，热闹是热闹，可总感觉孩子玩得没那么开心。倒是客厅墙角立着的一架小秋千，不声不响，把我的魂一下子勾回了四十多年前。

　　乡下的童年，是素净的，也是俭省的。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家家手头都紧，孩子的乐趣，不靠置办，全靠自个儿琢磨。一把沙土能垒一座城，几根柳条能编一个哨，就连雨后水洼里折的纸船，也能浩浩荡荡开出去老远。日子清苦，可心劲儿从没因为日子单薄，就少了鲜活与热闹。现在想来，那才叫“穷而不困”——手头紧，可天地宽着呢。

　　我第一次荡秋千，是在临汾市人民公园。小姑带我去的，门票两毛钱。我怯生生地站在踏板上，两只小手攥着绳索，脸上写满了怕。那年我六岁。家里至今留着那张黑白照片，站在秋千上的我像只受惊的雀儿。

　　公园回来，小姑讲了我荡秋千的情景，谁知第二天，我家院里的两棵老枣树之间就有了一架秋千。我才知道，那是爸爸连夜给我们搭的。怕麻绳勒屁股，他还专门寻了块硬木板，绑在了秋千上。白天，我见爸爸在枣树下，用刨子一下一下地推一块木板，不知他要干什么用。只看见那刨花一卷一卷落下来，薄薄的，打着旋儿，散发出木头新鲜潮湿的气味。夕阳从枣叶间漏下来，落在爸爸弓起的背上，那影子一明一暗地晃着。

　　直到看见秋千上绑着的那块小木板，我才知道，原来白天爸爸在枣树下推的那块木板，就是给我们搭秋千用的。爸爸是个严肃的人，记得小时候，小伙伴要来我们家玩，总要先问一句“你爸在家吗?”如果爸爸不在家，他们才来。他们说，看见爸爸那一脸的严肃，觉得害怕。

　　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爸爸的严肃是生活给的。他十一岁时，爷爷去世。艰苦的生活里，他要给奶奶分担压力，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姑姑。十一岁的孩子，自小就知道自己一切无靠，全凭自己。总记得爸爸说起过，爷爷去世那天，奶奶给了他一元钱，让他去东关的小铺打一瓶酒。他拿着空瓶子出门，从九洲堡村，走到临汾的老东关那，路上坑坑洼洼，行人都没几个，来回走了十多里地，打回来一瓶酒。十多里地，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怀里抱着一瓶酒，路上怕不怕?爸爸没有说过。只是平静地和我们讲，爷爷去世那天，奶奶让他打酒这件事。后来，我看着侄儿十一岁时候的模样，就是不谙世事的小孩，感觉什么都干不了，什么都不知道，每天上学放学还需要接送，我心里就无比心疼当年的爸爸。生活是给了他多少苦难，让他在没有承受压力能力的年纪，承受了生活的重压。也更加理解了爸爸为什么看着总是严肃的，很少有开怀大笑的时候。村里人都说爸爸总是生着脸，可他们不知道，那张生脸背后，藏着一颗比谁都热的心，藏着永远向上向善的力量。就是这样一个被生活磨硬了的人，把所有的柔软，全给了孩子。

　　爸爸对我们的疼爱是满身心的。或许是他从小缺失父爱，我常常觉得他对我们的爱太厚重、太细腻了。他会记得我们每个孩子的喜好，那爱都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碎操劳里。爸爸搭的那架秋千没有光鲜模样，却托得住一个孩子全部的欢天喜地，像是给两棵老树安了一颗柔软的心。

　　自打秋千搭起来，秀芳、彩霞、玉玉、双亲这些小伙伴，也不再问你爸爸在不在家了，几乎天天往我家院里跑。偶尔看见爸爸在院里，她们也会像小猫一样，猫着腰嗖地跑到秋千前，假装没看见爸爸。村里人邻里亲近，一架秋千，就这样成了全村孩子的。我们排着队，一人荡二十下，谁也不许多占。轮到秀芳了，她是胆大的，坐上去便朝后面喊：“使劲推，我要荡得高高的!”彩霞在后面推一把，她“咯咯”笑一声;推得高了，她尖叫起来，两条麻花小辫在空中划出弧线。我们仰着头喊：“再高!再高!”她的花布衫鼓满了风，像一只从枣树荫里飞出去的花蝴蝶。

　　白日里日头正好，枣树繁叶遮出片片浓荫，阳光穿过枝叶，一缕一缕筛下来。秋千一荡一扬，脚下尘土轻轻扬起，与细碎的光交织缠绕。低头是院里的黄土地皮、墙头野草，抬眼便能望见院外乡间小路、往来耕作的乡邻。风从田野吹来，掠过枣树，拂过脸颊，耳边尽是肆意的欢笑。年少的心简单纯粹，只要秋千够高，风够温柔，便觉人间满是欢喜，俗世再无烦忧。

　　那时候，只知道秋千好玩，长大后才懂得，秋千在中国文化里，原是有来头的。古人称秋千为“千秋”，汉代已有记载，唐宋时是寒食清明的节令游戏，还有“半仙之戏”的美誉。荡秋千，荡的不只是身子，更是一份从泥土里挣出来的轻盈。庄户人家日子沉重，一年到头弯腰侍弄土地，只有荡在秋千上的时候，人是向上飞的，心是向上飘的。一架秋千，就是庄户人给自己放的一线风筝。

　　那架秋千，如今想来，最可贵之处不在于它带给了我们多少欢乐，而在于它的来路。它不是从商店里买来的成品，不是包裹在纸盒里、附带说明书的玩具。它是爸爸用两棵老枣树做架，用一块刨平的木板做座，用两根粗麻绳做牵，在院子里“生”出来的。枣树是自家栽的，木板是家里做活剩下的，粗麻绳是平日攒的。什么都是现成的，又什么都不是现成的。说现成，是因为没有花一分钱;说不现成，是因为这世上原本没有这么一架秋千，是爸爸心里的那个念头，加上手里的那把刨子，才让它从无到有。这便是一种随物自建的本事——不伸手向外求，只弯腰向内取，把身边有限的、朴素的、甚至被人忽略的东西，用自己的心意和力气，变成孩子眼里的宝贝。

　　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日子确确实实是清贫的。村里人家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守着一亩三分地，春种秋收，也只求个温饱。我们拾着哥姐穿小的衣裳，放学回来挎上竹篮就去剜野菜，手上划了口子，抓把细土面一糊，接着跑。那时候的孩子，没有攀比，没有压抑，更没有什么说不得碰不得的娇气，身心都是壮实的、阳光的，像晋南塬上的枣树，旱也罢涝也罢，一样抽枝展叶，开花结果。

　　这便是乡土岁月最厚的道理：生活的贫富，从来不由物质定义。贫瘠的是年月，丰盈的是人心。庄稼人世代传承的品性，就是苦中不怨、难中寻乐。日子越清淡，越懂得珍惜眼前那点细碎的美好;生活越简朴，越擅长亲手为自己造些甜头。那架秋千，便是这道理的活证。它的快乐是创造性的，是扎在人堆里的，是连身体带着风一起热乎的。

　　如今，我住在装了电梯的楼房里，站在阳台上就能望见很远的地方。可有时候闭上眼，耳边还会响起枣树下那架秋千“吱呀吱呀”的响声。那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枣叶落下来，可它落进心里，四十多年了，还在那儿悠悠地荡着。

　　我终于明白，“穷而不困”，是那个年代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那吱呀声不只是从枣树下传来的，也是从时间深处传来的;它荡过的，不只是我的童年，也是一整个时代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