赓续文脉守初心 续修史卷担使命

——《临汾市志》编纂出版的前前后后

□ 尉俊

　　地方志，镌刻着地域的历史记忆，赓续着民族的文化根脉，是传承文明、资政育人的珍贵载体。临汾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素有“华夏第一都”的美誉，历史底蕴深厚，人文积淀丰饶。然而，自清代乾隆元年(1736年)之后，地域历史的系统记载陷入了长达两百多年的断档，成为临汾文化发展史上难以弥补的短板。2011年2月，我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牵头启动了《临汾市志》的编纂工程。历经三年多攻坚克难，这部承载着临汾数百年历史期盼的志书，于2013年12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2014年全面发行，终结了临汾276年无市级志书的历史，为尧乡大地留下了一部厚重的传世典籍。这段修志岁月，也成为我行政生涯中最具光彩的履职印记。能以主编身份全程主持这部志书的编纂工作，我深感荣耀、倍觉珍贵。回望那段拼搏的时光，场景历历在目，其中的甘苦与滋味，唯有亲历者方能深切体会。

　　义无反顾启新程

　　尘封数百年的修志之路

　　初任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时，我原以为这是一个清闲岗位，然而到任后才发现责任重大——编纂《临汾市志》已是迫在眉睫的要事。彼时的临汾，虽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却自乾隆年间修志之后，历经朝代更迭、行政区划数次调整，市级志书的编纂始终未能落地。270余年的时光里，临汾的经济社会经历了沧桑巨变，修志工作陷入“无现成蓝本、无完备资料、无成熟经验”的“三无”困境，举步维艰。

　　放眼全国，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已颁布近五年，修志工作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财政支持、专兼职相结合”的法治化格局，全国地方志事业稳步推进。环视全省，各地市志书相继问世，唯独临汾修志工作长期滞后，既无法满足地域历史文化传承的现实需求，也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与“文化大市”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

　　上任伊始，我参加省地方志年度工作会。会上各市纷纷汇报志书出版成果、分享修志经验，唯独临汾需要如实说明修志未竟的现状。那一刻，我如坐针毡、羞愧难当，当即郑重表态：“临汾没有退路，必须知难而进，三年内完成《临汾市志》出版!”

　　返临后，我第一时间与市政府相关负责人研讨启动方案，并作了详细汇报。汇报中，我清晰阐述了三大核心问题：一是临汾修志落后的程度全省罕见、全国少有;二是修志面临人员、经费、资料三重短缺，困难远超预期;三是资深修志专家年事渐高，若再不启动，临汾或将面临“修志无人”的窘境。这番恳切的汇报，得到了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市政府随即作出决策，正式重启《临汾市志》编纂工程。

　　有了政府的统筹部署与财政支持，我们迅速组建专业编纂队伍，租赁办公场所，拉开了修志序幕。编纂过程中，我们立足临汾地域实际，直面史料缺失、体例设计等核心难题，反复研讨、科学制定编纂方案。市委、市政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逐年增加财政预算，保障修志工作所需经费;各县(市、区)、各部门协同配合、通力协作，为志书编纂筑牢了组织基础、凝聚了工作合力。一场跨越数百年的文脉赓续征程就此开启。

　　精益求精铸精品

　　高质量志书的编纂之路

　　修志之难，难在资料，重在真实。《临汾市志》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临汾第一部市本级通志体志书，编纂体量庞大、环节繁杂，从资料搜集、考证核实，到篇目拟定、内容撰写，再到审核出版，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科学设计篇目，筑牢编纂根基。编纂筹备阶段，团队将篇目设计作为核心任务。我们结合临汾地域特色与时代特征，参照全国优秀市级志书的成熟体例，历经数十轮研讨修改，最终确定了涵盖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全方位内容的编纂框架。全书规划41卷，前设概述、大事记，后附附录与限外辑要，记事上溯事物发端，下迄2010年底。这一设计既符合地方志编纂规范，又能完整呈现临汾数百年的发展脉络，确保志书内容全面、体例科学、逻辑清晰。

　　全域搜集资料，夯实史料支撑。资料搜集是修志的基础工程，也是最耗时费力的环节。受历史跨度大、资料分散等因素影响，团队面临史料缺失、记载不一、核实困难等诸多挑战。为补齐史料短板，我统筹部署了两大举措：一方面，组织专人奔赴省、市、县三级档案馆、图书馆、文史馆，逐卷翻阅古籍、档案、报刊等文献，一字一句摘抄整理;另一方面，发动全市各部门、各单位梳理行业史料与发展数据，动员老干部、老专家、文史爱好者提供口述历史与民间文献，全方位、多角度搜集资料。

　　编纂团队走遍临汾所辖县(市、区)，走访历史知情人士，实地考证历史遗迹，对搜集到的海量资料逐一甄别、考证、核实，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累计整理资料数百万字，确保志书中的每一段记载、每一个数据都有据可查、真实可信。针对团队专业力量不足的问题，我们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邀请省内外地方志专家授课指导，组织编纂人员赴先进地市学习经验，不断提升团队的专业素养与编纂能力。

　　攻坚克难破局，全力推进编纂。面对时间紧、任务重、条件有限的多重困难，全体编纂人员放弃节假日，全身心投入志书撰写，以严谨细致的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逐章逐节打磨内容。2012年，资料征集难成为编纂工作的突出瓶颈。为此，我协调相关部门召开推进会。会上明确要求：“依法修志是使命所在，提供资料是单位职责。若有部门拒不配合，出版时将如实标注，留史存证!”这番掷地有声的要求，触动了相关单位负责人。此后，资料征集的质量与效率大幅提升，为编纂工作顺利推进扫清了障碍。

　　层层把关守初心

　　传世之作的打磨之路

　　地方志是传世之作，质量是其生命线。《临汾市志》的编纂，始终坚守“存真求实、质量第一”的原则，历经多轮审核、层层把关，力求打造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志书。

　　初稿完成后，市地方志办公室先开展内部审核，再组织部门会审：将初稿分发至全市各相关单位，由各领域专业人员核对本行业内容，查漏补缺、纠正偏差，确保内容贴合史实、数据精准。针对审核发现的问题，团队逐条梳理、认真整改，先后对稿件修改数十次，不断完善志书内容。

　　为进一步提升志书质量，我们特邀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专家、省内文史界权威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志书进行全面评审。省地方志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及各位方志专家，从体例结构、内容记载、文字表述、史实考证等方面提出了许多专业性和针对性的意见。编纂团队逐条吸纳、全面修订，优化篇目结构、补充缺失内容、修正表述偏差、规范文字体例，使志书的科学性、权威性与可读性再上新台阶。

　　历经反复打磨、层层审定，《临汾市志》最终形成530余万字的定稿，全书分为4册，收录图、表、照片1200余幅。这部志书系统梳理了临汾从古代到当代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变迁，完整记录了276年间临汾的兴衰荣辱与发展进步，成为全面反映临汾地域历史的“百科全书”。

　　赓续使命传文脉

　　志书出版的价值与影响

　　2013年12月，《临汾市志》正式出版;2014年，全面发行。这部凝聚着无数人心血与汗水的鸿篇巨制，出版意义深远、影响广泛。它不仅填补了临汾276年无市级志书的历史空白，补齐了地域历史文化的关键短板，更成为临汾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临汾第一部市本级通志，《临汾市志》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体例、丰富的内容，全面展现了临汾的历史底蕴与时代风貌。它既记录了临汾的文明传承，也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临汾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拓奋进的光辉历程，为后世研究临汾、了解临汾提供了权威、系统的史料支撑。

　　志书出版后，我们乘势而上做好宣传解读工作：在临汾电视台《正在进行》栏目推出专题报道;组织文化名家乔忠延、王友明、苏胜勇撰写书评，刊发于《临汾日报》;2014年6月30日，召开《临汾市志》首发式暨表彰大会，以市委、市政府名义表彰了30余家编纂先进单位和100余名优秀工作者。我也即兴赋诗一首：“十年磨一剑，即将付梓版;五百余万言，浩瀚大志卷。千名编纂者，百人同心干;填补史空白，顿生成就感。”

　　这部志书的问世，凝聚了许多老专家的智慧，汇聚了市直部门的力量，成为临汾文化传承、资政育人的典籍文献，补齐了发展短板，跟上了时代的节拍。它为临汾民众清晰知晓家乡变迁打开了一扇窗，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历史借鉴，为后人传承家乡文化、弘扬地域精神提供了一部活字典。三年多的时光里，我和编纂团队一道，始终围绕既定目标不懈怠，坚持攻坚克难出精品，圆满完成了这一重大文化传承任务。这既对临汾历史有了一个圆满的交代，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它镌刻着临汾的过往，见证着当下的发展，也必将为临汾的未来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与历史智慧。能够承担并完成这样一部贯通古今、包罗万象的宏大修志工程，既是我们这一代修志人的无上荣幸，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机遇与责任——生于盛世，得遇如此丰赡的史料、先进的编撰条件与广泛的社会支持，实为我们之大幸，亦是时代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