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看望贾芝先生了。一个周六的上午，我特意向我所住医院的医生请了假，来到协和医院贾先生的病房去看他。
贾先生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睡得很深、很香，我示意他的家人和护工不要惊醒他。看着先生舒畅而自得的睡姿，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仿佛一个百岁老人无尽的幸福瞬间传导、充盈了我的整个身心。我分享着这份幸福，消除了心中原来的一切猜想和担心。
先生的老伴金茂年先是关切地问了我的情况，我如实汇报说自己不幸遭遇了一场空难，先是在哈尔滨医院靠呼吸机维持了一个月生命，随后转到北京304、309医院治疗一年多。正当我忘乎所以啰嗦我的遭遇时，护工突然叫了起来：“先生哭了。”我针扎似地站起来冲到先生床边，看着先生眼里不停地流淌着的泪水不知所措。金茂年老师大概看出了我的惊恐，随即满脸镇定而后附在先生的耳边喃喃地说道：“贾芝，克强来看你了，他没事的，他现在身体好了，你放心吧。”我确信当时走进病房时，贾先生睡得很沉、很香。我也十分清楚先生已经在病床上躺了整整3年了。而且我们当时谈话的声音很低很低。但先生为什么会默默流泪？为什么金茂年老师告诉他我身体好了，现在没事了，先生竟能平静了下来？难道他梦见了什么？还是他听到了什么？是的。他是听到了我的不幸，而把自己的病痛置之度外，把别人的冷暖疾苦放在了自己的心头。这就是贾芝，一个真正的作为大师的贾芝。
记得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到上海去看望贾芝先生在复旦大学工作的弟弟贾植芳教授，正巧当时山西文联要在太原召开一次赵树理作品研讨会，贾植芳教授受邀准备前往。饭间，贾植芳教授对我流露出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希望趁此机会能和哥哥贾芝一同回趟山西老家，回到和哥哥阔别了60多年的家乡看看。他说是哥哥在他12岁时带他出来求学，60多年就没再跟哥哥一起回过老家了。我义不容辞当即和山西师大学报主编尹世明老师取得联系，请他帮忙促成此行。
很快，山西师大同时聘请他们兄弟俩为“山西师范大学名誉教授”并“邀请回乡讲学”。当他们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看到依然落后的村貌，聆听依然亲切的乡音，兄弟二人说不出的酸楚了然于心。
回到所住的宾馆后，贾芝先生对我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没想到家乡还是这么困难、落后，将来就把我的藏书全部捐给家乡的孩子们吧，不能让他们这代人再贫苦了！”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贾芝先生的人生境界和人格魅力——细心聆听，付出即是倾诉。
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掌门与泰斗，贾芝先生常常深入田间地头、百姓炕头聆听故事、搜集掌故。更多看到、感受到的是民间生活的实际与不易，由此养成了自己一生的习惯与秉性：人无贵贱、地无富荒；来者不拒，一律上座；有茶喝茶，有肉吃肉。朋友戏说他打肿脸还充胖子，先生更自嘲自己：远看像个逃荒的，近看像个要饭的，仔细一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每逢如此，众人大笑，先生亦大笑。
贾芝先生视金钱如无物也是令人钦佩。除了工资收入，先生根本没有其他进项。有时候甚至到底有多少钱就算是阔绰，恐怕连他至今也没弄清楚。记得有一次他的孩子送给他200美元留作纪念，他竟以此炫耀，逢人便说：有困难就找我，我家有一大笔钱，先拿去花！倘若真有请求需要接济帮助的，他的的确确真会出手鼎力相助。
我经常与先生开些开心的玩笑。一次我带着女儿去看他，先生问我来北京干啥？我逗他说：姑娘来北京上大学，我来送她，准备做陪读。
先生很认真地问我：“那你们住哪里？”我说：“这不是来和你商量，想租下你的房子住啊。”先生扭头转身马上对着老伴金茂年说：“别让他们租了，让他们去住吧。”当即把和我一起前来看他的朋友们都笑了。事后朋友们对我说：贾先生的内心世界到底有多广阔，恐怕我们这一辈子都看不到边……我怕时间太久，影响了贾先生休息，遂起身向他告辞，没想到他竟挣扎着动了动干瘦而遒劲的手向我示意。我知道，那手势仍然是关切与嘱咐。
我常常暗想，这样的一个百岁老人，一生命运并无飞黄腾达，晚年也非养尊处优，为何还会有朋友给他一个“左派”的印象？作为李大钊的女婿，他从早年那一大批革命者的身上看到了进步的希望、先进的标杆、心仪的丰碑，因此他向往、他追求、他努力；作为新中国文化战线的战士、首长，他肩负着弘扬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使命，他必须坚韧、跋涉甚至负重。树立坚定的进步的信念，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如此吗？正是基于此，贾芝先生才更加珍重聆听，专注，耐心，仔细，信任。也更善于倾诉，那就是：付出，给予，关怀，奉献。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用心灵去聆听，用行动来倾诉。（王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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