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欲富民，民富易治

在《管子》上很明确地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治国首先应该富民。但是怎么样富民呢?《晏子》上记载着：齐景公来问晏子说：“富民安众难乎?”使人民富裕、百姓安定很困难吗?晏子回答说：“很容易，节欲则民富，中听则民安，行此两者而已矣。”如果能够节制欲望，人民自然富裕;审判诉讼能够公平合理，人民就会安定了，想富民安众把这两个实施到位就可以了。所以，在古人看起来富民并不是单纯地刺激消费、追求GDP的增长。如果单单追求GDP的增长而不注重分配公平往往会导致两极分化，人民并没有真正地富裕。财富还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在《说苑》上有这样一个典故。魏文侯向李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刑罚的根源是产生于哪里呢?”李克回答：“是产生于人民邪曲不正和放纵奢侈的行为。凡是奸诈、邪曲不正的心，都是因为人们饥寒交迫才生起的。而过分放纵安逸的人则都是把心思耗费在文饰之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把心思用在奢侈品之上。“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百姓饥寒交迫、吃不饱肚子、穿不暖衣服，这个时候能不作奸犯科、做邪曲不正的事，是很少有的。“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男女都装饰得很精美，而且以此来互相骄矜，来比试看谁的更奢华。如果这样做的话，而想使人们不骄奢淫逸，也是很难办到的。因此，如果在上面的不禁止奇技淫巧，反而使奇技淫巧的事情越来越多，奢侈品的生产越来越多，导致的结果是“国贫民侈”，即国家越来越贫困，而人民越来越奢侈浪费。“国贫民侈，则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而为邪也。”如果这个国家贫穷而人民又奢侈浪费，那么贫穷的人为了过上好的生活，一定会去做奸邪之事。而富裕的人一定会放纵自己的欲望、骄奢淫逸，这就等于是驱使人们去做邪曲不正的事。当人民已经被驱上了邪路，又用法来诛杀他们，这就等于给人民设置陷阱。所以，刑罚的兴起是有根源的。如果君主不堵塞它的根本，而在枝节小事上进行督促，这是伤国之道。

在《崔寔政论》上也有一段类似的阐述，他讲“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耀，芬芳嘉味者也。”意思是说，人这种自然的欲望，都是喜欢荣华富贵，喜欢美丽的服饰丁当作响而且炫人眼目，吃的都是香喷喷的佳肴美膳。白天想着这个事，夜里做梦还是想着这些事，一心一意地就是想着怎么吃喝玩乐，须臾都不离开自己的心。这就像水往下流、瀑布往深壑里流淌是一样自然而然。古人对人的欲望看得很清楚，所以把欲比作是深渊。人的欲望如果没有限制，任其发展，最后人自己也没有办法来束缚自己。所以古人通过礼法、制度来严格地防患于未然，而且让人把欲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做到欲而不贪。

但是，现在却不是这个样子。现在，市场上都卖那些奢侈的工艺品，商家都可以卖那种僭礼的服饰，百工也可以做奢侈品。人民看到了这些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就不能不去买，结果商人他们家家户户奢侈、超越等级地来享受。所以，国家的政策一旦有了偏失，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人民都是要去过着奢侈浪费、僭礼的生活，这并不需要到家里去宣传劝导，人情自然是如此的，这是天下最让人忧心的事情之一。而且这还不止，世间奢侈的风气越来越重，服饰都僭礼，违背礼制，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越来越昂贵，而农业这个本业越来越低贱，务农的人、种桑的人很勤苦，但是收入却很微薄，从事工商业的人很安逸，但是收入和利润却丰厚百倍。这样就导致农夫都放下了锄头去雕花刻镂，织女也放下了织机去学习刺绣。结果亲自耕种的人越来越少，从事末业的人越来越多。荒地虽然有开垦，但是因为人们没有把心思放在种地之上，所以没有尽心尽力地去耕种、收割，怎么会有丰收的年景呢?财富都集聚在少数商家的手里，百姓穷匮，结果沦为奸寇、强盗。国家的仓库越来越空虚，监狱却人满为患。一旦年景不好，五谷不丰登，那受饥、挨饿、流亡、过世的就不可胜数。由于从上到下都很穷匮，没有办法互相接济。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意思是，国家是以人民为根本，人民是以粮食作为命根的。现在粮食都没有人去耕种，人民不能够保命，这个根本就削弱了。根本被削弱了，国家也会很危难。)这是国家最忧心的事情。”这告诉我们：中国古人之所以“重农抑商”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农业付出的多、收入少，工商业付出的少、收入却很丰厚。两者有着强烈的对比，如果国家再不重视农业的话，亲自去耕田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在《孔子家语》上记载着鲁哀公来向孔子问怎样理政，孔子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政治最急迫的事没有比让人们富裕长寿更重要的了。哀公问：“那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孔子就说：“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就是征徭役不要太多，收的税不要太厚，这样的话民众就会富裕了。要重视礼乐的教化，让人民远离疾病和犯罪，这样人民就可以长寿了。鲁哀公反应也很快，就说：“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矣。”他说，“如果我真的按着你说的话来做，很少地征收徭役、减轻税敛，那我们这个国家不就很贫穷了吗?”孔子怎么回答呢?他说：“你不知道《诗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吗?‘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待人平易近人的君子执政，他是百姓的父母，既然是百姓的父母，哪有儿子富裕而父母贫穷的事呢?”意思是说，君是百姓的父母，百姓都富裕了做国君的怎么会贫乏呢?这告诉我们：在古圣先贤看来，国君和百姓是一体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而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战国时期邹穆公爱民如子，对百姓很宽厚，对自己的供奉很刻薄，结果他过世的时候，全国的百姓都非常的哀痛。即使是邻国的百姓，也朝着邹国礼拜表示哀思，一年的时间都没有听到有人弹琴瑟的声音。因为他们痛心失去了一个好的国君。所以《贾子》上就说：“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就是说，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的人，百姓也一定以仁爱之心对待他，给人们福利的人，他也是有福之人。邹穆公他是怎么做的呢?邹穆公有一个命令，喂养野鸭、大雁一定要用粃谷，而不能用粟米(即小米)。结果粮仓里粃谷都用光了，他就到民间拿着小米去交换这个粃谷，两石的小米才换得一石的粃谷。官吏就觉得这样太浪费了，说：“你看我们给人家两石的小米却只换来一石的粃谷来喂养这些野鸭和大雁，那还不如直接用小米去喂它们，不是很好吗?”邹穆公说：“你说得不对，你知道吗?百姓光着脊背来辛勤地耕作，不敢懈惰，难道是为了要喂养这些鸟兽?米粟是人上等的食物，怎么能用来养鸟呢?而且你只知道算小账而不知道算大账，周朝有一个谚语说‘囊漏贮中’，口袋漏了，东西又储在另一个地方了，你没有听说过这个道理吗?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我们把粮仓里的小米转移到百姓的家里，难道这就不是我的小米了吗?‘鸟食邹之粃，不害邹之粟而已’，让鸟吃这些粃谷，为的是不伤害我们国家的粟米。小米在我们的仓库里还是在人民那里，对我有什么区别呢?”意思是说，这些小米在我的仓库和转移到人民的手上，对我来说是一样的。人们听到这里就知道他们自己私积的粮食和公家是一体的，这就是真正的富国之道。邹穆公是以这样一颗心来对待百姓的，百姓有的就是他自己有的，确实是和百姓是一体的关系。他这样爱民如子，所以他去世的时候才换得了百姓如此的哀思。

(二)利民爱民，分配公平

爱民要富民，还要分配公平，分配不公就不是爱民的表现了。古人对这一点也有很多的阐述。在《汉书》上就有这样一段阐述，他说现在的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砍伐薪柴非常的辛苦，还要支应徭役。春天不能够避开风尘，夏天不能避开暑热，秋天不能避开阴雨，冬天不能避开寒冻，四季之间没有一日可以得到休息。私下里还有送往迎来、吊问死者、探问疾病、养育孤儿、抚育子孙，这其中都包含了那么多的辛苦。另外还会有自然灾害、暴虐的政治、赋敛的不适时、朝令夕改这些事情加到他们的身上。他有的东西可能因为太多，半价就出卖了，没有的东西要用两倍的代价来获取，结果就有很多人卖了田地、住宅、儿孙来偿还债务，这就是农夫的生活。那么那些商贾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大的商人积储了很多的东西，价格高的时候，可以加倍地获得利润。小的商人坐在摊子上贩卖，因为他手里有着一些奇货，有一些别人没有的货物，每天在市场上游荡。趁着上面征敛很急迫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卖出去，他得到的利润也是加倍的。所以，这些商人男的不用亲自去耕种，女的不用亲自去养蚕织布，但是穿的却是非常豪华的丝绸，吃的也是珍馐美味。他们没有农夫的辛苦，但是大地所生产的东西却被他们所享用。又因为他们家产很丰厚，所以结交了这些王公大人，他们的势力可以超过官吏的势力，进行权钱交易。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游逛，“冠盖相望”，不绝于路。这样就导致商人兼并了农夫，农夫流离失所，而且农夫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就可能作奸犯科。所以你看，在古代的时候，也很重视这种分配的公平。当社会有不公平的时候，臣下就要向皇帝劝谏，劝导皇帝重农抑商。那么，这就是讲的富民利民。

当然，利民还包含一点就是不要与民争利，就是当官的人不能够和小民去争利。在《史记》上记载着鲁国宰相公仪休的故事。公仪休做宰相时，别人送给他鱼，他说:“我做宰相自己买得起鱼，不用别人给送。一旦我因为吃了你的鱼，改天把宰相的位子给丢了，谁还给我送鱼呢?”公仪休非常重视法律的公平。他要求属下不能够与民争利。他们家种的蔬菜非常的好吃，结果他把自己家的蔬菜都给拔掉了。看到自己家的织工织的布非常的好、质量非常的上乘，他就让织女回家了，把织机也烧掉了。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自己家种的粮食、种的蔬菜这么好吃，自己家织的布这么好，那么谁还会去买那些农人的粮食呢?谁还去买那些织女的布呢?”所以，他强调做官员的人不能够与小民争利，这个也是利民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 刘余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