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贵州公安部门宣布：到4月30日，贵州省“贵O”专段号牌将全部停用;同日，武汉市公安局也启动“鄂O”号牌更换工作，沿用了18年的“鄂O”公安专段号牌，将被“鄂A”普通号牌取代。至此，据初步统计，全国31个省份中，已取消或宣布取消“O”牌的22个，5个省份将“O”牌变为公安专用或转为普通民用号牌，尚未取消或变更的省份还有4个。(据新华网4月18日)记忆里，警灯闪烁、警笛嘶鸣、警车呼啸，是“O”牌车带给人们的直观感受。由于它享有道路优先通行权等“特殊权力”，长久以来使公众诟病颇多。然而，上述多地“O”牌清零的新闻并没有引起舆论的“狂欢”，相反多有忧心忡忡之言，原因就在于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并未随着“O”牌被停用而销声匿迹。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无论是一些地方明确划分号段或“尾号识别”的变相“O”牌做法，还是一些部门和单位将车牌混入民用车牌中，隐性特权的存在都使社会监督的难度在增大。

其实不难理解。失之有效监督的公权力，因“无所不能”衍生出特权，而特权意味着优先，也意味着利益，虽然纯属怪胎，局中人却难以甘心自我放弃。“O”牌停用了不假，但公车总还要奔驰，不曾死去的特权思想便会“借尸还魂”，千方百计地寻求新的寄生媒介。

特权车“撒野”，消耗的是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必须根治早已是各方的共识。说到底，取消“O”牌只是表面文章，欲治特权车须先治特权病，如何根除特权意识，真正铲除特权滋生的土壤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我们所乐见的是，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严格执行，以及公众监督热情的高涨，滥使公权的成本在增加。倘若这种局面能够长久保持下去，相信已收敛不少的特权思想最终难以再抬头。

4月18日，2014年中央部门预算集中“亮相”，各部门的“三公”经费预算也同时向社会公布。(据《人民日报》4月19日)其中的亮点之一便是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进一步细化，具体分为“公务用车购置费”和“公务用车运行费”。这样，哪个单位购置了新车，花了多少钱，运行维护费用是多少，就能一目了然。如此，制度性地约束和规范公车使用，将之置于阳光之下运行，那些“见光就死”的特权就没了生存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