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临汾，历史悠久，人才荟萃，名流辈出。出自不同领域的许多古今名人，他们的事迹是时代的缩影，凝聚着激励当代人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以敬畏之感，以淬炼之心，做有温度的文化守护者。即日起，本报推出临汾历史文化名人——张瑞玑，依据《张瑞玑先生年谱》(卫洪平编著)一书，择其精要连载，以飨读者。

　　张瑞玑先生是我的乡先贤，他那风骨伟岸和文章经济总能点燃我，使我神旺。二十多年来，我留心搜集他的资料，积之日多，知之愈深，仰之弥高。遂不顾一介史学门外汉，为他编起年谱来。一边采铜于山，一边爬梳剔抉，今日一毫添于眉，明日一毫加诸须，锱锱铢铢做下来，总算裒辑成编，勾勒出谱主一生的行迹。

　　张瑞玑(1872-1928)，字衡玉，号老衡、䍺窟野人，别号酒皇、谁园第一主人，山西省赵城县(今洪洞县赵城镇)人。他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光绪甲午(1894)中举，早年接受维新变法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赴京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敛尸，并周恤烈士遗孤。1901年任平河书院山长。光绪癸卯(1903)中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陕西。甫入关中，即鹤立鸡群。状元出身的陕西巡抚曹鸿勋，诗名大著的陕西布政使兼按察使樊增祥，对这个同进士出身(三甲131名)的“即用知县”格外青睐，奏报朝廷“传旨嘉勉”。之后，张瑞玑历任韩城、兴平、长安、临潼、咸宁知县。离开韩城时，绅民用一双新靴换下他的旧靴，将旧靴展陈在城中鼓楼上，旁书“知县张瑞玑先生之遗靴”。《兴平县志》称他：“天才卓越，双目炯炯，豪于文，廉于吏，不避权贵，敢作敢为。”章太炎《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说：“在陕西八年，民称张耶〔爷〕，为良吏第一。及中国同盟会之立，君以宰官私誓焉。”

　　张瑞玑学兼中西。中学自不必说，西学从分发陕西后在课吏馆所作诸文可知，那时他已熟读倍根(培根)、霍布士(霍布斯)、卢梭、笛卡儿、黎普尼士(菜布尼茨)、倭儿弗(沃尔夫)、赫胥黎等，对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有所研究，“洞悉中外高下异同之故”(樊增祥评语)。1904年他在一篇课艺中写道：“华盛顿之道，一国私治之道也，治美国可，治欧洲则不可，治中国则尤不可。”1905年在另一篇课艺中大声疾呼：“关不可闭，港不可锁……吾将使天下儒者悉中外利害之情也。”张瑞玑生长于中国洋务运动和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他目睹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显然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认为“处争立竞存之世界，而空谈王道，是贫弱之萌芽也。登优胜劣汰之剧场，而羞言功利，是危亡之鸩毒也。”因此呼号呐喊“举数百年空疏迂阔之学说，一扫而廓清之!”(见《秦中官报》1905年乙巳四月第三期)在政治革命和思想启蒙两方面，他都身体力行之。刚到韩城，就创办了初等小学堂、农桑实验场、师范传习所，又主持编纂《韩城县乡土志》，作为各乡镇新办初等小学堂历史、地理、格致教科书，以“欣愉儿童之心志，开凿儿童之聪明”。在离太史祠十公里的韩城县学，张瑞玑与同人创办了白话报纸《龙门报》，调任兴平后，他又与同人创办了近代陕西最早的县级官办报纸《兴平报》。后来他与同人创办的《兴平星期报》《帝州报》《声铎公社质言》《暾社学谭》等，成为陕西开启民智、呼吁革命的重要阵地。《陕西省志·报刊志》《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对此有翔实记载。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认为:“陕西同盟会在省内创办的革命刊物……以《兴平报》和《丽泽随笔》的影响为最大。前者由张瑞玑主编，原在兴平出版，后迁西安，改名《兴平星期报》所刊‘政府对于开海、陕甘两铁路加入借款之警告’及‘黑世界’等论说及文学作品，都对清廷的腐朽黑暗作了尽情的揭露。”(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38页)

　　辛亥太原举义后，张瑞玑应招返晋。装未卸而城已封，袁世凯派卢永祥部进攻山西，赵城横遭劫掠。张瑞玑愤而上书袁世凯，尔后又醵资铸卢永祥跪状铁像，置于南门瓮城，任由赵城人民踩踏唾骂十余年之久。当袁世凯欲窃取大总统位之际，张瑞玑又作《再上袁内阁总理书》，力予阻之。

　　张瑞玑以一晚清命官，敢于自我革命;见军阀祸害地方，不顾自身安危，上书袁世凯，得以保全桑梓;袁世凯图谋称帝，怒而斥之;1918年，任国会议员，为民仗义执言;1919年，陕西南北划界，因“德望夙著”，被南北双方公推为监视员，折冲于樽俎之间。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师道刚认为：“综观先生一生大节，荦荦可数者，曰反清，曰抗袁，曰抵制军阀。此三事又可以‘革命爱国’四字概括之。”瑞玑先生革命爱国之精神不朽矣!“(见《张瑞玑诗文集·跋》)

　　张瑞玑是一位文学家。百年前他在赵城筑“谁园”，作《谁园记》，一时传抄纸贵。初到西安，入课吏馆学习，四十名学员中，有同科进士王景峩、吴庚，还有后来成为《大公报》主笔的“文坛巨擘，报界宗师”张季鸾等。课吏馆每月举行一次月课，藩司樊增祥亲自命题判卷。每次月课，排在前三名的课艺刊登于《秦中官报》。编著者在国家图书馆北海古籍馆查阅《秦中官报》(系陈垣先生遗存)，发现十一次月课中，张瑞玑有七次被评为超等第一名，三次被评为超等第二名，一次被评为超等第三名。这十一篇“课艺”，以及他在陕西期间的诗文，如《暾社记》《〈声铎公社质言〉发刊词》《骊山布衣歌》，还有嘲讽轰动朝野卖官丑闻的七古《杨花曲》……今日读之，犹觉刚健雄迈，瑰丽多姿，如鸿飞天外，叹为观止……“洪洞董氏”与赵城张氏为世交姻亲，董氏后裔、著名书画家董寿平青少年时期常去谁园拜访张瑞玑，亲承謦欬。董寿平晚年撰《张瑞玑诗文集·序》谓：“先生之德性、言行、文学、才识素为国人所钦仰……其刚正不阿之精神，渊博之学问文章，及纵横豪迈豁达之风范，尤为当时学子所崇仰。每先生之文见诸报章，莫不相互抄录传诵，启我后昆者至深。”同盟会创始人之一田桐与张瑞玑为至交，张病逝后，田桐慨叹：“中国少一词人矣!”贾逸君《中华民国名人传》将张瑞玑归入“文学”类，与樊增祥、陈三立、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沈从文、徐志摩等同列。张小衡《先君事略》“府君有所作多不留稿，或有之而为人携去。宦秦诸年，为南君南轩、张君升〈深〉)如所收藏。后二君殉难，遂散失不可复得。不肖每归省，始一藏弆，或自他处抄录。今谨就所藏者辑为十二卷，其所散佚盖已多矣。”张小衡所辑者即《谁园集》十二卷。20世纪70年代末，《谁园集》十二卷和张瑞玑两部手稿——《张老衡诗稿》《䍺窟野人诗稿》，以及《张瑞玑函电底稿》一包，全部入藏陕西省博物馆。1983年陕西省博物馆刊印孙浮生整理的《谁园集》四册，封面上印着:“赵城张瑞玑先生遗著，陕西省博物馆馆藏。”一至三册为诗六卷;第四册为增补两卷，收陕西划界函电八十通。1998年《张瑞玑诗文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为张的诗文首次结集正式出版。师道刚《张瑞玑诗文集·跋》：“故此集不仅为先生诗文精魄之所存，亦为清末民初陕西、山西人民反对北洋军阀政治史之真实写照，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光辉之一页。以意识形态史言，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心态之最典型反映;以当代史料言，亦为一极珍贵之宝藏。”2011年巴蜀书社出版《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收录张瑞玑诗一百四十九首(见诗部第二辑第四册)。论者谓张瑞玑“志节慷慨似陈同甫，超逸不群似苏东坡，而天资高朗、音情顿挫尤似孔北海。”(张小衡《先君事略》)

　　张瑞玑是一位书画家。柴建国《山西书法通鉴》称其“工书法。初出鲁公，又能熔裁诸家之长，劲逸飞动，不落俗程”。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曾持扇索题，张瑞玑为题《云郎曲》。沈钧儒胞弟沈炳儒请张瑞玑为其父《牡丹图》题诗。张瑞玑有一首诗题为《董幼樵以其尊翁研樵太史〈太华冲雪图〉两卷索题，一卷为徐宝谦画，一卷为秦炳文画》，董幼樵即董寿平之父。还有一首题在京城老画师俞瘦石的《十笏园图》上，他的《赠俞瘦石》七绝有这样奇警的诗句：“有人已把中原卖，画里江山不值钱。”近年互联网、拍卖会不断有张瑞玑书迹出现，价势走高，偶见赝品。他擅画墨梅，所画者皆“胸中之梅”，自云“不是案头无胭脂，让与他人画牡丹”。他给江翰画过扇面，是一幅“寒枝拗铁，老根蟠石”的墨梅，还洋洋洒洒题了一阙《望海潮》。章太炎说他“善诗书画，自谓书不如画，画不如诗，诗不如其为人，盖笃论云。”(《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

　　张瑞玑是一位藏书家。耸立于赵城汾河东岸的谁园主体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藏书楼。1915年张瑞玑书赠友人条幅，落款已有“书于五万卷书楼”之谓。章太炎说:“君素好学，自陕西归，载书百簏，为北军略〔掠〕夺皆尽。晚又得十万卷储之，戒其子曰：所以遗女亦足矣。”(《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张瑞玑在叔伯兄弟辈行五，人称“张五”，三晋大儒郭象升《太原市上购书歌》云：“赵城张五我畏友，书海一钓连六鳌。”1935年伦明(字哲如)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录藏书家一百五十五人，附录二十八人，山西仅张籁(字贯三)、张瑞玑载录。伦明诗曰：“晋水文章集百元，赵城带草绕谁园。”文曰：“赵城张衡玉瑞玑，收蓄尤富，屋曰谁园，本省旧藏多并其中。”1996年薛愈编著《山西藏书家传略》，为张瑞玑立传。

　　1952年，张小衡将“谁园十万卷藏书”全部捐献给山西图书博物馆。几年后省立图书馆建成，钤着“张衡玉遗赠”长方朱印的“谁园藏书”搜架供读者借阅。张瑞玑有一枚白文印章，文曰“老衡鉴定”，据说西安旧书字画若是盖着它就免检了，张小衡捐献的宋版《道德经》便有这枚印章。尤可说者，无偿捐献的“谁园藏书”中，有一部《红楼梦》八十回抄本，即乾隆“甲辰本”。1953年山西省政府副主席王世英亲自把这个抄本送到北京，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又交给俞平伯先生，供校勘《红楼梦》之用。俞平伯先生把这个著名的抄本简称为“晋”，冯其庸先生称甲辰本“独标红楼梦”，“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本子”。

　　张瑞玑一生昂首天外，如鹰隼啸傲苍穹，搏击风尘。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是在谁园度过的。谁园，是他观世局、哀苍生、咏离骚、遣诗兴的酒国和书城。

　　拔地苍松有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