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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壤歌》 帝尧时代的一曲颂歌

尧师故里——席村门楼

尧师故里

先贤席老师故里碑刻

　　《击壤歌》传唱数千年，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但对《击壤歌》是不是帝尧时代的歌谣?它是不是我国的第一首诗歌?它的诞生地又在哪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怀着对《击壤歌》的痴爱，追寻那遥远的足迹……

　　一

　　“天子门生足矣!此老门生天子。传姓不传名，击壤一歌而已。高士，高士!只合逃名如此。”

　　这首词名为《席老师》，清初词曲家万树所作，不长，也好懂，歌颂了一个帝尧时代被称为席老师的老头儿。

　　一个人如果能当上天子的门生，那是何等的荣耀啊!可这老头的门生竟然是天子。

　　这老头儿是谁呢?传下来的只有他的姓，没有他的名，还有那首《击壤歌》罢了。

　　高士啊，真是个高洁之士!高士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从世俗的名声中逃离。

　　这首词只有33个字，却涉及到了一个故事、一首歌谣和两个人。

　　小时候，我便听说过这个故事，虽然印象有些朦胧，却是刻在心里的。故事讲，4000多年前的帝尧时代，政通人和，民俗淳厚，百姓安居乐业，帝尧虽贵为天子，却经常深入民间，体察民情，了解民意。一日，帝尧巡访来到一个村庄，看到一群人在玩击壤游戏。只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老翁，手持一块木板，朝几十步外地上竖立的另一块木板望了望，微微一笑，奋力挥臂向前掷去。一边游乐，一边吟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帝尧听了很感动，就上前问他姓名，老翁只说他姓席，和他说起世事，席老头说得头头是道，条条在理，于是帝尧便拱手揖礼，拜其为师，尊称其为席老师。

　　我原来一直以为，这只是个民间传说故事，未想到在古籍中曾多有记载。

　　比如，《帝王世纪》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万姓统谱》亦载：“唐尧时，击壤而歌之老翁，姓席氏，尧尊为师。”

　　对何为击壤?在流传的版本中，有的认为就是“打土坷垃”。壤，本义不就是松软的土，可耕的地嘛，如土壤、沃壤、壤土等。一个苍老而健硕的农人，在田地里，一边挥着木榔头打土坷垃，一边吟唱着歌谣，自在、乐和、悠扬，有诗意。但遗憾的是，这种认识有点直观和简单了。古籍中对击壤也是有解释的，明白点说，“击壤”是古代的一种游戏，规则是把一块鞋子状(“其形如履节”)的木板(“壤者，以木作”)侧放地上，在三四十步处，用另一块木板去投掷它，击中的就算得胜。

　　二

　　席老师因为善击壤而被后世称为“壤父”，他吟唱的歌谣被冠之为《击壤歌》。

　　《击壤歌》自然朴实，意境高古，用极口语化的表述方式，展现出了一幅上古先民幸福生活的图画，吟唱出了一曲生动的田园风景诗篇。

　　你看：

　　太阳出来就去劳动，太阳落山就回家休息;

　　打一口井用以饮水，耕种田地填饱肚皮;

　　如此自给自足，安闲自在，帝王的权力对我又有什么作用呢?

　　这首脍炙人口的古歌谣，还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诗歌。

　　当然，对“最早”“第一”之类的东西，历来都存有争论，像诗歌如此大雅的东西，哪首最早?自然也会莫衷一是。

　　比如，有人认为，《诗经》中的第一首诗《关雎》应该是最早的，因为《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有人提出，出自《礼记·郊特牲》中的《蜡辞》是最早的。这首古老的农事祭歌，据说是一个叫伊耆氏的部落在每年十二月祭祀时的祭辞。

　　有人说，出自《吴越春秋》的《弹歌》是第一，这是一首反映原始社会狩猎生活的二言诗，只有8个字“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还有……

　　将《击壤歌》名列中国第一首诗歌的是清代诗人沈德潜。这位67岁才中进士，入仕后深得乾隆帝宠爱的老名士，潜心诗学，很有造诣，为康乾以来拟古主义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编的《古诗源》收录的皆为唐代之前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被后人广为传颂吟唱。

　　从诗集名字就可以看出，编者的宗旨就是要探赜索隐，寻找诗歌之源。

　　为何将《击壤歌》列为古诗之始，沈老先生还专门做了解释，意思是帝尧以前已是缥缈不可考(“迫于荒渺”)，有托名皇娥、白帝的两首诗歌，实际是后人伪撰，所述事实近于瞎编(“其事近诬”)。因此以《击壤歌》为第一。

　　在《古诗源》中，《伊耆蜡辞》排在第3首，而《弹歌》则排到了50名开外，至于《关雎》，虽然是《诗经》中的首篇，但稍用点心就明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的不一定是最早的诗歌，《古诗源卷一·古逸》中连它的影子都没有。

　　沈老先生以其深厚的诗歌学养和丰富的诗歌知识，以其犀利的眼光和高明的艺术见解，明确而郑重地告诉后人，中国最早的诗歌既不是那首农事祭歌，也不是那首写古人打猎的诗歌，更不是那首古老的情诗，它的桂冠只属于这首古人在游戏时吟唱的田园歌谣。

　　三

　　《击壤歌》这首创作于帝尧时期的歌谣，肇开声诗，流传千年，虽然只有短短五句，却含义丰富，语势充沛，有着叩击人心的韵致之美与和谐之美。

　　歌谣的前四句，作者用排比句式和简朴直白的语言，描述了远古先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存状况。前两句讲的是劳作与休息，后两句讲的是吃与喝，自己打井，自己种地，才能衣食无忧，生活虽然辛苦，但也不受约束，自由自在。真切地反映了远古先民旷达的处世态度和对自然古朴生活的自豪与满足。

　　这与老子记述的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又多么相似。

　　最后一句，既抒发情感，也点明题旨。这样自然顺生的生存方式和自得其乐的美好生活，是我们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帝王的权力对我有什么用呢?大胆地表明了先民对自我力量的肯定和对帝王力量的蔑视。

　　顺便说一下，后人在传述《击壤歌》的末句时，曾出现过几种不同的句式：

　　《论衡》：尧何等力;

　　《高士传》：帝何德于我哉;

　　《帝王世纪》：帝何力于我哉;

　　《诗纪》：帝力何有于我哉;

　　《升庵诗话》：帝与我何力哉;

　　《御览》：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也为一些对《击壤歌》持疑的学者所诟病。其实这些变化了的不同句式，大意是相同的。古时与如今的一些诗词歌赋，在传播过程中，因为版本不同，出现一些词句的变动，亦不罕见。

　　还有论者认为，《击壤歌》文字流畅，长短抑扬，有比较成熟的表现手法，在远古时期不可能创作出来。

　　这种认识有些寡陋了。从陶寺考古证据看，帝尧时期的先民不仅已经掌握了较为发达的农耕、畜牧、养殖技术和制作玉器、陶器和木器的先进技术，建造了阔大的城池和令人惊叹的观象台，而且有了土鼓、鼍鼓、石磬、铜铃等大型礼器组合和流韵华夏的礼乐文明，先民们已经学会了用歌舞调节生活节奏，表达喜怒哀乐。

　　在已经沐浴着华夏文明第一轮朝阳的陶寺古国，地处尧都近郊的乡野，农人吟唱出一曲发自肺腑的歌谣，大概就不足为怪了。

　　四

　　临汾城里的大中楼上，悬着一块牌匾，匾额上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四个大字“声和击壤”，这四个字虽然简短，却立意高远，含义深刻，既是对《击壤歌》的认可和赞许，也是对《击壤歌》的诠释和光大。

　　“和”者，乃和文化、和谐文化、和合文化，它不仅是尧文化的精髓所在，更是中华民族的主要价值取向。

　　《击壤歌》首先展示的是社会之和。人们每天按时序生产生活，安然自得，在农忙之余，大家聚在一起游戏玩耍，咏歌唱和，就连八旬开外的老者也参与其中，其乐融融。没有奢华，没有心机，没有争斗，活得多潇洒，心境多平和，感觉多幸福。可见当时确实是社会稳定和谐，人们安居乐业的。

　　其次反映的是政治之和。政治，通常给人的印象总是冷冰冰的。这也难怪，政治如果用于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那它就是残酷的、冰冷的。政治如果能以人为本，以苍生为念，那么它就有了温度，就是温馨的、和谐的。《击壤歌》的政治意味体现在最后一句“帝力与我何有哉?”这里壤父是不承认帝王的权力与他有关系的。我自食其力，自己打井，自己耕种，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帝王权力的存在啊。

　　这不是在明目张胆地否定帝尧治世的功绩吗?可帝尧听了非但没生气发怒，反而很赞赏，还拜之为师。这也恰恰说明了帝尧的英明、仁德、谦和与对权力的节制，说明了当时政治的清明和善政的功效。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作为统治者，不折腾，不扰民，就是民之大幸。让百姓自主生产，自由生活，安居乐业，就是最大的善政。

　　最后还应看到的是文化之和。《尚书·舜典》中说“诗言志，歌咏言”，言志咏言不是为庙堂唱赞歌，而是言自己的心声，咏自己的性情。《击壤歌》歌唱自己的美好生活，敢言“帝力与我何有哉?”说明了当时文化环境的宽松，帝尧待人的宽厚和对壤父一类业余歌手及文艺工作者的宽容。

　　《击壤歌》还让我们看到，中国诗歌的源头是清澈透明、充满鲜活气息的，是它奏响了诗歌的黄钟大吕，才有了后来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才有了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

　　一首《击壤歌》，给我们传递了帝尧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让我们透过厚重的历史尘埃，从一个侧面窥视到那个时代的影子。

　　《击壤歌》中虽然对帝王的权力不屑一顾，但却真实生动地描述歌咏了人民的美好生活，成了一曲帝尧时代的悦耳颂歌。

　　《击壤歌》以其强烈的穿透力和感染力，惊叹了世人千年，成了许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古歌谣，在吟唱中，人们感受着帝师民范的魅力和尧天舜日的景观。

　　五

　　作为中国最早诗歌的《击壤歌》，被人们吟唱了几千年，大家只知道不同的版本的故事和击壤而歌的壤父，对其诞生地却不甚了了。

　　这怪不得后人，因为历史上记载故事的文献中都没提到，最早记载故事的《论衡》中没提，晋代的《高士传》和《帝王世纪》没提，宋代的《太平御览》没提，沈老先生也没提。

　　没提的后果很严重，后人争论很激烈。

　　临汾城郊的康庄很早就打出广告：康庄康庄，最早小康，击壤之乡!他们认为，当年帝尧巡访是到过康庄的，《古诗源》中的首篇《击壤歌》和第二首《康衢谣》都诞生于此，如今大火的“小康”一词也源于这里，村旁筑有“击壤台”和建于民国时期的碑刻。

　　原先的并州如今的太原称：明嘉靖辛亥年成书的《太原县志·人物》中载有“席公，并州人……”所以，太原是《击壤歌》的诞生地。

　　被称为“醋都”的清徐县说，今清徐县有尧城村，说明席公即击壤歌作者，是清徐县人。

　　太原人和清徐人虽然都认同席公是《击壤歌》作者，但认为席公不是临汾人，“击壤台”也是附会出来的，没有任何古籍记载可证。

　　临汾人回应，尧都古城陶寺遗址在临汾，《康衢谣》和《击壤歌》传唱之地与其相邻，帝尧出巡到达此地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数百里之外的并州和清徐。

　　争论中，席村人从容自得地闪亮登场了。

　　席村，是塔儿山下一个不足千人的小村，如今是襄汾县邓庄镇政府所在地。

　　一出手，席村人便使出了几个大招。

　　请看好：

　　先出一招：嘿嘿，听听村名，席村，乃壤父席公故里。当年，帝尧寻问席公姓名，席公深藏不露，只告其姓席，不肯告知名字，帝尧拜之为师，并将其所居的村庄称之为席村。所以，席村也被称为“尧师故里”。

　　接着一招：席村距被称为帝尧之都的陶寺，只有区区7.5公里，可以视为尧都的近郊和京畿之地，帝尧出巡至此比别处方便呀。

　　再来一猛招：席老师的籍贯，史书中虽然没提到，但地方志中是有明确记载的。如《襄陵县志》载：“陶唐席老师：席村人，其名未闻，即古之席公也。以播种耕稼为事，每击壤而歌于路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于我何有哉!’尧闻而嘉之，尊为老师。”再如：清康熙，《平阳府志·卷二十四·隐逸》：“席老师，襄陵人，尧时贤人，失其名……”

　　这可不是空口说白话，老县志、老府志都是有记录在册的。

　　还有一招厉害的：席村历史上曾建有“席老师祠”。据民国十二年《襄陵县志·古迹考》记，是至正二十年(1333年)重修的，至于建造年代，那就往远里追溯去吧。村中现还存有一通清代碑石，上有“先贤席老师故里”几个大字。

　　这些可都是物证呀!

　　更有一招也属重磅级的：全国各地的席氏都将席老师尊为得姓始姐，将席村视为席姓孕育诞生之地，这些年来，到席村寻根问祖的席氏宗亲络绎不绝。《击壤歌》还被批准为山西省临汾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席村人认为，《康衢谣》出自于尧都区康庄，而《击壤歌》则诞生于襄汾县席村。

　　五招一亮，哇，简直完爆了。我想，如果能搞个网络投票之类的活动，中国最早诗歌诞生地的荣耀，大概非席村莫属了。

　　其实，《击壤歌》无论最早出自哪里，作为中国诗歌的开篇之作，早已在中国诗歌的殿堂里大发异彩;作为帝尧时代的一曲颂歌，必将穿越时空，在神州大地永远传唱!

　　高建录(作者系襄汾县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作家协会主席)

　　图片由襄汾新闻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