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突然明白了,帝尧为什么会在看到人们击壤而歌时,脱口说出小康人家。而且,经他这么一说,小康就成为我们这个古老国度人人向往的理想社会,至今仍在追求的理想目标。
那一天,故乡盖起了新舞台,我便早早起来朝故乡赶去。村里要唱大戏,邀请我回去观看。进城40余年了,非但没有淡化了我和故乡的感情,那情愫反而像是在心底酿的酒,时日越久,味道越浓。听到这消息,我瞬间觉得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甩掉琐事,回村看戏。
我喜欢看戏。这种深厚的感情早在童年就已播植进心底。那时出门玩耍,碰见大人们都是满脸挂笑。笑得最舒心的是在戏场,台上锣鼓弦乐一响,台下的人都笑得裂开了嘴。他们有时候也会敛住笑、绷紧脸,那准是白花脸奸臣仗势害人,忠良蒙冤遭难。不过,观众们最终还是会笑的,甚而笑得比先前更舒畅,拍手叫好。因为谢幕前再狡猾的奸臣也逃不了灭亡的命运。伴着父老欢笑,那台上的音韵潜入了神魂,一听见锣鼓弦乐血液就止不住沸腾,就把所有事情丢到了脑后。
现在回味我对戏剧的痴迷劲,就深深理解了乡亲们为什么会认为“误了收秋打夏,不要误了存才的挂画”。存才是当时最有名望的戏剧名家。他扮相好,善作戏,一个大男人扮演的花旦,即使女儿身的戏子也自愧弗如。一招一式,得体到位;一腔一调,勾魂摄魄。只要是他演戏,乡亲们扔下成熟的庄稼,争抢着去看、挤嚷着去看,恨不能把那招式全塞进眼里,把那唱腔全塞进耳孔,一点也不落的带回家里。在炕头、场院、庄稼地里,他们会久久回味,乘兴吼出声来,亮响几嗓子。那个美啊,美得胜过大年初一在爆竹声里吃饺子,美得胜过在锣鼓声里娶媳妇。
只是我们村里没舞台,看戏要到外村去,要跑腿走路。对于常年劳作的农人,跑腿走路费点劲不算啥,只是唱戏都在晚上。等生产队收了工,急匆匆赶去,戏场里的人早就黑压压地挤满了。若不带个高凳子,那就只能看别人的后脑勺了。
说我们村没有舞台这话不准确,舞台是有的,只是太古旧、太衰老。人老了会掉牙,舞台老了会掉瓦。有一次演戏,锣鼓正紧迫,武打正较劲,哗嚓一响,溅起了呜哇的哭声。一片瓦落在地上,砸在前排一个孩子的脚上。众人都说好险,若是砸在头上,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往后,没人再敢在那古老的舞台上唱戏。那一年众人鼓捣把这旧舞台拆掉,盖一座新的。村里人没有不响应的,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说干就干,那个老舞台眨眼就被拆掉了。如今想来实在可惜,那舞台的形姿和当下的国宝元代舞台别无二致,只是再可惜也于事无补。
后来上级来了命令,各村都要演样板戏,我们村也不例外。可是,排演不是容易事。乡亲们都懂得低标准,便选了村里能吼喊几嗓子的人滥竽充数。这么一凑合,竟然排出了大戏《红灯记》。戏排好了,道具成了问题,铁路工人李玉和手里提的那盏红灯是必不可少的。村里没有专用的信号灯。只是要买,又没有钱。领导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大家开动脑筋想办法。”这一想,还真有了办法,饲养员王伯喂牲口照亮的马灯被借过来顶替。锣鼓一响,大幕拉开,我们村的《红灯记》在临时搭起的土台上开演了。
李玉和上场手臂一扬,雄赳赳、气昂昂地唱:“红灯高举迎头照,我叫了一声磨剪子来锵菜刀。”
第二声未唱出来,就被小孩的吵嚷搅扰了:“回去,那是马灯,不是红灯。”
那时候,《红灯记》已被拍成电影,四处放映。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红灯是啥样子。大人不说,孩子猛嚷。嚷叫的李玉和没法往下唱,就有大人喝喊孩子别嚷。众人恼火,他爸更恼火,一个耳光打过去,嚷是不嚷了,却大哭不止。李玉和还是无法唱,只好退下场,待风波平息再出来。好不容易等到小孩止住哭声,大伙儿催着快唱,马灯却被王伯提走给牲口添草料去了。
干等不回来,众人等没了耐心,渐渐散去。散去的乡亲再聚拢来看戏是十多年后了,伴随着改革开放,往日的历史剧重新绽放光芒。不过,我们村却只能演些歌舞小戏,要唱大戏需要有能够挂起大幕的舞台。这没有舞台的缺憾不断引起左邻右舍的怨怪。兴建舞台一次又一次被大伙儿提起,但又被撂弃了,原因在于:盖舞台没有钱不行,乡亲们刚刚能填饱肚子,哪有余钱办这事?经济实力不是吹个泡泡就能鼓圆的,不少岁月就这样流逝了。
回村时,我看到了久违的笑容,这笑容勾起我的联想,想起童年看到的那些笑脸。眼前的笑脸如同当年那样笑得舒心、笑得痛快。那笑容里包含的内容绝不一般。童年看见的那笑容是笑有了土地、有了吃穿。无论收多收少,不上粮、不纳税,每一粒粮都是自己的。修路、搭桥、硬化水渠,就连夜晚那街巷里明亮亮的路灯都是国家花钱给安装的。所以,当一座舞台耸立在我们村时,欣喜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全村的老老少少。离村子还远,路上就散点着络络绺綹的人们,无疑都是邻村的。快进村边,人们已经成群结队,我跳下车来,挤进欣喜的潮流往前涌动。
对村上新盖的舞台,我无数次美好畅想过,但如今站在面前时,我还是有些惊讶。惊讶自己总是保守,用迟暮的眼光去度量日新月异地发展。新舞台形体高、台面宽,即使大型表演也绰绰有余。台前那平坦的广场,也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再看看满场落座的人们,欢笑着说说闹闹。就在此时,锣鼓敲响,幕布拉开,大戏开演了。先出场的是个三花脸,一句台词未出唇,只往台口一站,众人就笑成了一片。这一片笑声好生熟悉,仔细分辨,像是从数千年前飞来。
当初,帝尧走进的似乎就是这一片笑声。笑声中,他看见击壤游戏的人们歌之、舞之,歌唱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人群里还有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他鹤发童颜,仍然激情不让童稚,这便引起了帝尧的关注。帝尧走上前去询问老人歌舞的原因,得到的回答是:“不愁吃、不愁穿,情不自禁。”
帝尧笑了,笑得和那些歌之、舞之的人们一样舒心。闻知这个村子名叫康庄,笑着把足下走过的路称为康庄大道,把那些其乐融融的人们称为小康人家。小康,自此承载着一个快乐祥和的理想社会不胫而走,走过了数千年的岁月,一直走到今天,走到了我的面前。
此刻我站在故里,耳听着撩拨身魂的鼓乐音韵,品吟着古往今来的太平盛世,蓦然觉得小康不小。那里面不仅容纳着肢体需求的丰衣足食,还容纳着精神快乐的歌舞音韵。
故乡那场戏看得我热血沸腾、感慨良多,未及散场我就有了实录感受的冲动。
及至今日伏案敲击,我仍然心潮起伏,文思奔涌。敲击到这里,一抬头看见了屏幕上的日期,国庆65周年的日子渐趋临近。随之凸现在我眼帘的是,镶嵌在共和国里的“人民”二字。再回头掂量小康社会的内涵,那丰衣足食,那歌舞音韵,绝不是某个人、少数人的专利,而是普天下民众同享的。
我的祖国,伴随着时光在成长、在成熟。 乔忠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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