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父亲

张福元

　　“田亩一丁，农夫一介，干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一辈子流汗流血不流泪，受苦受累不受辱;不计别人对他多大的过，总记别人对他一点点好;无不朽之思想，有传世之品格;柔弱还坚强，平凡也伟大。”这是父亲去世时我在悼文中写下的话。父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却言犹在耳，我们从来没有把他忘怀。

　　父亲特别能吃苦，勤劳而节俭。他早起晚睡，常常是打着灯笼担水，摸黑碾米，为的是把每一个白天都囫囵腾出来参加劳动挣工分，一年到头几乎班班不误。有一年，他争取到给生产队搞副业的差事，每天除了挣同样的工分，还可得两毛钱补助。活儿简单，就是砍柴扛柴，但有定额。困难是早出晚归，来回要跑20多里山路，中午只能吃一块馍，喝点水。那时什么盛水的器具也没有，只好装一个瓷瓶子。父亲他们晴天雨天不歇工，酷暑严寒照样干。父亲的皮肤不好，每到冬天，手脚裂口子，血把斧头把都染红了。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分不清哪是路哪是沟。早上走的时候，扛一张锨，挖一个坑走一步，走一步挖一个坑。晚上回来，鞋袜冻在脚上都脱不下。几十年来，每当想起这些，我似乎又见父亲头上冒着热气的汗、肩膀上渗出的血、磨出的茧和那血肉模糊的手与脚。

　　父亲凭着吃苦耐劳供养着我们一家七八口，我家的光景过得相对好。而他自己却省吃俭用，常将有时当无时。他讲不出“吃苦是良图，成由勤俭败由奢”之类的经典，但他深谙此理，多次对我们说，勤和俭就是两个亲兄弟，省下的也是挣下的。

　　父亲没有上过学，但待人接物不乏智慧。他当了20多年生产队长，对传统农业生产很有一套。春播之前，先安排妇女抓紧时间磨面，播种期一到，牛驴全部耕地，就不允许磨面用牛了。可有些人口多的户，总是磨不完，我家就是其中之一。父亲不声不响，带着我们推磨，其他社员也就不说什么了。秋收时，他反季节运作。先带着社员把玉米砍倒，每块地里都堆放成几大堆。接着是让群众上山挖黑土往地里送。天冻了，黑土挖不动了，才去掰玉米。有些人不理解，问他。他说，砍倒玉米压在一起不怕秋风把叶子刮掉，保证牲口有草吃;抓紧上冻之前挖黑土积肥，两不误。下乡干部拍着他的肩膀说：“真是行家。”

　　父亲的智慧多有体现。村里掏630元买回一头牛，膘肥体壮力气大。但耕地拉磨不像话，要么七扭八咧上不了套，要么摇头摆尾把套具弄坏，谁也不敢用。父亲不服气。他把木套具换成铁的，麻绳换成皮绳，赶牛的荆条换成皮鞭，牛不听话就用鞭子抽打，终于把“六百三”驯服了。

　　有一年腊月过半，生产队放假，让社员自己烧木炭，挣点过年的钱。其他人都抢先“占了山”，父亲没有地方下斧。他领着我们来到一个木炭窑前，不声不响地帮人家装窑、点窑、出窑、扛柴。一连几天，对方看出他的心事，主动让出了一片山地，我们也烧了几窑木炭，卖了几百元。

　　改革开放之初土地下户时，不管自己分到的地是肥是瘦，父亲都坚持修地。不少人对他说：“你修好了明年一调整可能就不是你的了。”他说：“不管分给谁，都是咱村的。”分给了和他一样勤苦的人，他说，这地又遇到好主儿了;分给比较懒惰的人，他说，你不管地就是不管你的粮囤。

　　我们村有一套红白大事设席摆宴用的家具，父亲是管理者，不管谁家丢了坏了，都叫他赔。其中有一个尺八笼盖，只是裂了一条似有似无的细缝，多年来一直用着。但个别人非要让父亲赔个新的。村里用我父亲赔下的钱买了一个新笼盖，旧笼盖自然归我家。岂不知，新笼盖和旧笼圈不很配套，盖不严，走气儿，蒸馍不熟，笼馍不热;盖不稳，稍不留神就溜下来了，还产生连锁反应，连累得好几节笼圈翻了锅。又到一家嫁女时。负责笼馍的人眉头皱得成了疙瘩，似问非问地说：“还不如用旧笼盖呢。”有人立即回对：“你张得开嘴吗，当年白没心肝地叫人家赔，现在想起来啦!”还有人说：“人家就是摔在石头上听个响儿，也不会叫你用的!”别人只是说说而已，真正着急的是东家。看他急无所措，另有人鼓励说：“试试么。”岂不知，一开口父亲就答应了。他说：“拿去用呀，放着也是放着。”谁也没有想到，事情竟会这样的简单。从此，那个笼盖又归了公。

　　有个村民，常和父亲顶牛。那年冬天，全大队集中搞水保，他排哑炮打断了一只手。当时，人们都惊呆了。父亲说时迟那时快，三步两脚赶到他身边，一把扯下自己头上的毛巾，包住伤口，送他到医院。此后，那人几次在公众场合放开嗓子喊，“福元爹，是真正为乡亲服务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