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印在军营的青春影像

□ 王友明

　　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1970年12月25日，我带着父老乡亲的殷切嘱托，成为一名“八一”军旗下的士兵。

　　分班之后，我们便开始了新训。冰天雪地的白天，我们练摸爬滚打、练举枪瞄准、练投弹刺杀、练军人的刚毅;寒风刺骨的黑夜，我们练紧急集合、练长途越野、练夜间搜索、练军人的敏捷。新训生活十分艰苦，加上业余时间挖地道、搞备战，终日精疲力竭，我们经常想家、想念父母。每日紧张艰苦的军训之余，指导员和排长就来到我们新兵中间，聊家乡风情，童年趣事;谈新训感受，人生追求;道从军甘苦，战友情谊，倒也苦中有乐、乐中有甜。渐渐地，我们思母的泪水，化作了柔韧的汁液，融入全身;我们想家的煎熬，也变成了训练的动力。

　　1971年1月10日，我们十几名新兵在排长的带领下，身背绿色军用挎包，排成一队，走在路上，整齐划一，神情威武，不时赢得路人赞羡的目光。进了县城，我直奔照相馆，要照一张相片寄给父母，排长特意陪我去照相。当时，我们新兵还没有颁发领章和帽徽，排长就让我穿他的军装、戴他的帽子。于是，我就照了一张身穿宽大的军装、头戴肥大的军帽、一脸憨态的寸照。一瞧，就是一个“新兵蛋子”。几天后，我佩戴上崭新的红色领章和红色帽徽，神气地站在穿衣镜前，真切地感觉到我是一名军人了。这充满神圣、充满光彩、充满青春活力的领章和帽徽，是军人荣誉、威严、责任和使命的标志!

　　月末的一天早晨，连长突然宣布：“全体新兵按分配方案，明早奔赴新的岗位。”战友们都被惊呆了。这怎么可能?这里的军营刚刚熟悉，第一次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战友们，已缔结下深厚的手足之情，咋能说分别就分别呢?可军令如山，岂能违抗!吃完早饭，我和几位同乡战友，身穿新冬装，胸前别着“为人民服务”徽章，上衣口袋里插着钢笔，跑步来到县城照相馆，照了一张彩色合影。说是彩色，其实就是在领章和帽徽等处，描上了一抹红色。那是我们参军后的第一张合照，脸上绽放着青春的光彩。如今想来，依然记忆犹新。

　　分别的那一刻，排长望着我们一双双红肿的眼睛，大声说：“我们军人最情重的是离别，这是军旅特有的情愫。但，男儿有泪不轻弹，大家要坚强，用笑脸相别。”

　　当我们一步一回头地登上列车，打开车窗哭喊着向排长挥手时，我看见，他那明亮的眸子里，也有闪闪的泪珠在滚动。

　　经过一天多的旅途劳顿，我来到临汾。从此，我的生命便与晋南这片土地融为一体。我相继担任了副班长、班长、文书。由于工作表现突出，部队为我荣记个人三等功一次。记功当天，我佩戴上三等功奖章，兴奋地来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半身相。手捧照片，我心里油然而生青春无悔的自豪感!

　　飞扬青春，点燃梦想。从到部队的那一刻起，我便立志用心血与汗水，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我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一锤炼就是30年，从一名普通的社会青年，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刻印在绿色军营里的那些青春影像，为我的人生岁月，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距今已有数十个年头，可它一直被我视为人生岁月中，很骄傲、很自豪、很光辉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