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中午，记者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梁星彭的房间。谈论起陶寺城址，这位年逾古稀的教授立马来了精神，“由于陶寺遗址反映出阶级出现的迹象，有金属出现，有文字出现的可能，现在又发现城址的迹象，这几点都是国家一种物化的标志物。它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国家的产生，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如此，还能说明当时的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梁星彭介绍，陶寺城址的发现研究大约分3个阶段。上世纪的1978年，陶寺村有一户村民在村南边批了一块地基准备建房，挖地基时一镢头下去，嘣的一声就碰到一个瓦罐，后来越挖越多，就逐级上报，最终引起国家文物部门的重视，陶寺遗址的发掘工作就此展开。一直到1985年，当时发现的比较多的是墓、陪葬品。1999年到2001年，以梁星彭为首的工作人员与临汾文物局合作，再次来到陶寺遗址开展考古工作，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址、大型建筑上，进行大规模发掘，终于发现了陶寺文化城址。2001年至今，有关陶寺遗址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的带领下继续进行。
    陶寺遗址晚期与夏代早期相当；早中期则与古代典籍所说的尧舜时代相应。“文献与考古学要相互印证，这样可以增加可靠性，文献是要分析看待的。”梁星彭这样说，“有些文献可能是口口相传、历代相传的东西，不能一概而论，要进行多方面的考究，比如这个文献所存在的时代、它的作者以及是不是为当时权力机构服务的内容等等。但是因为某些文献的传说性而一味否定当然也是不可取的。史书记载的内容可能过于简单、不易理解，要是能把考古研究的东西和古籍结合起来对照分析，得出的结果可能会更条理、更清晰。”梁星彭说，陶寺遗址是尧舜禹时期都邑性城址，是我国进入文明社会、产生了国家的物化标志。它的年代与尧舜禹时代相当，地理位置与尧都平阳相符，规模宏大与都邑建制适应。另外，墓葬等级分明，说明出现了阶级。
    “距离我上一次来临汾已经15年了。”梁教授对记者说。当问起临汾这么多年有没有什么变化时，梁星彭笑笑：“我都是来工作，基本没有时间在城里好好转转，但是现在的临汾有着不一样的地位，她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生地，势必促进晋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是晋南人民之福啊！”（安月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