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华夏古文明魅力新山西”媒体采风活动走进临汾，60多名记者相继走访了尧庙、陶寺遗址、丁村遗址和晋国博物馆，一天的行程匆匆，即或是走马观花，但足够让记者们惊喜赞叹。
    事实上，一到晋南地区，至少在本报记者心中，已经生出对久远文化的敬畏之心——哪怕是一道不起眼的土坯，一块破碎的瓦块，谁也不知道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历史信息。尤其是对于省外的记者来说，这更是一次了解山西、了解山西文化的难得机会，他们到了任何一个景区，都会围在讲解员身边，认真地听着、记着，职业精神固然值得敬佩，山西的文化有如此的吸引力，也是令我们这些省内记者自豪的事情。同时，更对他们回去后对山西的报道，对报道所塑造出来的山西形象，产生了许多期待。
    事实如此，山西的文化形象，一定程度上就是依赖于各种媒体的报道，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山西省，又希望以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展现在国人乃至世界面前。明确了这个目的，我们才好准备，才好有意识地去引导、去塑造。
    一直以来就有种感觉，我们山西的文化形象，是有些模糊的。不像北京、苏杭、南京这样的地方，一提起这个名字，就自然会有一些特定的词语涌现出来。当然有人可以描述为厚重，可是我们的厚重和陕西的厚重有什么区别，辨识度不够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不是说我们没文化，而是我们太有文化了。山西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着特殊的地位，由此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灿若繁星，每一项都有可称道之处，每一项都不逊色于国内类似内容，每一项都令人难以割舍，有种非得让外边人知晓了解的急切心情，反而“乱花渐欲迷人眼”，让人沉浸在一个个细节中，而对山西文化失去了整体的把握、整体的印象，也就失去了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应有的辨识度——姑且称之为“乱花效应”吧。
    曾有学者对山西文化提出分区概念，比如大同朔州的边塞文化、忻州的宗教文化、晋南的根祖文化和农耕文化之类，可以看作初步统合山西文化的尝试和努力，后来我们又提出“华夏文明看山西”的概念，将山西文化视为华夏文明的根脉。年前，省委书记王儒林又提出山西历史文化的“三个一”（即一座都城、一把圣火、一缕曙光），从分散到集中，从笼统到具体，山西文化在整个华夏文明的辨识度得到提升，定位得到明确，而本次以“华夏古文明魅力新山西”为主旨的媒体采风活动，必然有助于这样的提升和明确。
    也许有人说，这样的文化定位会带来标签化，让人对山西文化的认识趋向肤浅和表面，然而，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标签化是需要的，尤其是现在我们提出经济转型、文化强省，没有合乎山西历史文化实情的“标签”，外人根本无从理解你的丰富、你的厚重，又如何会产生亲近的心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更是难以持续。

本报记者 李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