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汾县永固村（古称“域固”清改为永固），位于汾河中下游，今“丁村遗址”沿河南下20公里处。永固村与河东曲沃县汾阴村之间有古渡口一处，相传是晋献公八年（公元前669年），从曲沃迁都故绛时开辟之古渡口。
迁都后，渡口有军士常驻和艄公摆渡，成为军民共用的“官渡”，在晋国开疆拓土，实施“轻官易道、通商宽农”政策，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乃至后来在东汉末年“白波黄巾”起义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新中国建立初，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古渡口在交通运输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至今已有2682年的历史。
改革开放30年来，尽管汾河之上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大桥无所不在，但“献公古渡”在汾河两岸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中，依然有着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

晋献公缘何在此开辟渡口

晋国原来是“汾之东，方百里”的偏侯小国，其疆域主要在汾河下游的汾浍三角地带。曲沃武公都曲沃在汾河东，献公迁都故绛在汾河西。当时，汾河水面阔，流量大，泻速急，汹涌澎湃，渡河十分困难。献公迁都之所以在永固村东开辟渡口，与地理方位、河水流势、岸基稳固有着很大的关系。
首先，从地理方位看，永固村东距曲沃13公里，西至故绛7公里，曲沃——永固——故绛成一条直线，全程仅20公里。迁都前要修复扩建故绛，工程浩大；迁都时要兴师动众，搬迁运输量很大。在古代交通完全靠人畜力的情况下，选择直线路径可节省大量财力运力，而永固刚好在这条直线的一个点上；其次，从汾河流向流势看，汾水在襄汾县穿城而过，从“丁村遗址”沿巴山南下，一路经仓头，裴村、万王到永固，两岸谷深崖高，沟壑纵横，水急浪大，不利于舟楫停靠。河水在万王出巴山流入永固境内，河面渐阔，流势趋缓，浮力较大，适宜摆渡，当首选之地。河水南下到东吉、西吉一带，河面宽数公里，滩阔水浅，浮力较小，摆渡费时费力，不宜开辟渡口；第三，从岸基稳固看，永固与汾阴之间，东有汾阴古塔，西有白波谷崖，两岸码头经年不变，稳如泰山。特别是夏季河水暴涨时，任凭洪水肆虐冲刷，岸基不变。而永固以南地带，滩阔岸低，一遇洪水即出现“打岸”现象，甚至会出现昼西夜东的变岸现象，码头难以稳固。
综上所见，献公迁都选择在永固村东开辟渡口，或经过水文勘测，或经过实地考证，是深思熟虑之举，绝非随意所为。

晋国施政行军的重要保障

从晋献公迁都故绛到晋景公复迁新田历经八君85年，晋国由一个“方百里”的偏侯小国，发展壮大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国力富强的中原大国，“献公渡”在励精图治、开疆拓土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一，为励精图治的施政方略提供了往来舟楫之利。晋国初期的活动范围在山西南部，古称“夏虚”，即今翼城、侯马、新绛、襄汾一带，东西南北方圆不超过百里。献公迁都故绛后，国家都城移至汾河西岸，大片疆土仍在汾河东岸；中央集权移至汾河西岸，地方官吏多在汾河东岸；国家管理、地方治理、民众料理等一切大政方略都要由汾河以西施向汾河以东。为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历代君主，文武大臣、各级地方官吏，或庶民百姓，经年来往于汾河之上，“献公渡”为其提供了舟楫之利。
其二，为开疆拓土的军事活动提供了出师快捷之便。公元前676年献公执政后，晋国实行了，上、下“二军制”，先后征服了戎狄部落，并吞了二十多个小国，又灭狄、灭霍、伐虢、灭虞，晋国疆域由汾浍流域扩大到黄河南岸，达到河南的北部和陕西东部沿黄河流域一带。晋文公又实行“五军制”，军事实力进一步强大，战斗部队发展到十余万人，战车近五千辆。后来的“晋楚城濮之战”、“晋楚邲之战”、“晋齐案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等，都动用了晋国的核心军事力量。“调动快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挺进，是历次大战的特点。

晋国商品交换的主要通道

晋国迁都故绛后的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了晋国经济的全面发展，而这一切都依赖于“献公渡”的支撑。
晋献公执政后，开疆拓土，把国境扩展到黄河西岸、南岸，并获得解芮之盐，晋国走上了富余之路。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四年，采纳狐偃之谋，实行“被庐之法”，执行“工商食官”制度，由公室（即官府）统一经营工商业的政策，出现了晋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办工商业，也产生了一批“官商”。
晋文公为发展商品经济创造了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改进了商品交易，形成了“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的发展趋势，晋国出现了新兴的社会阶层——晋商。
晋悼公时期，实行“贵货易土”，晋国与戎狄之间的贸易主要是用轻纺织品、陶瓷、食盐、粮黍、日用工具换取皮革、马牛等产品。这些都由“商官”如“司命”等主持。后推行“百二居肆，各成其业”的政策，私营工商业大量发展起来。在此情况下晋国实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政策，对私营工商业实行保护和宽容政策，推动了晋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商官”“官商”“私商”等都集中在曲沃和故绛一带，一切商业活动频繁来往于曲沃和故绛之间，离不开“献公渡”的支撑。“献公渡”成为晋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这也是迁都之后，“献公渡”改为军民共用的“官渡”的主要原因之一。沿袭至今，“献公渡”一直由永固村集体经营，到农村实行责任制时，承包给村民，后转由个体经营，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官渡”历史。

“献公渡”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献公渡”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关隘。东汉中平五年二月，郭大（一作郭太）在永固村东“白波谷”聚众十万，号曰“白波黄巾”。起义是从“献公渡”过河到汾东，继而北上攻取并州，转而南下直逼洛阳，董卓胁少帝西走长安。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为打通原汾城县至南同蒲高显火车站和曲沃县城的通道，修通汾城至曲沃简易公路一条约40公里，并在“献公渡”架起可通行汽车的木桥一座。在永固村东北角建炮楼一座，时刻监视着渡口的动静。木桥多次被我抗日武装摧垮，日军为复建木桥在村内拆毁庙宇十余座。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约千余人，从“献公渡”过河到永固，转而北上奔赴解放临汾战场。新中国建立之初，解放军8341部队一个连，在“献公渡”码头附近（永固村滩涂）驻扎3年之久。
    “献公渡”历史上就是城乡物资交流的纽带。永固村在唐宋时期农村集市就十分繁华，农历每月三、六、九日逢集，每年二月廿五和九月初九逢庙会3天至5天。届时，汾河东岸的汾阴、汾阳、高显、大里、小里、大南庄等村的民众结队来永固赶集赶会，买购自己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渡口虽属永固村所有，但对岸几个村的民众过河，从来不收过河费，而且尽可能地提供各种方便。到民国初期，永固改村为镇，在原来汾城县的行政区划地图上曾标名“永固镇”。新中国建立后，在国民经济恢时期，国家在高显火车站设立了“棉花接运站”、“粮食转运站”、“副食百货卸运站”、“煤炭运销站”等物资中转、分流单位。每年永固、赵康、丰盈、西贾等公社向国家缴售的棉花、小麦、玉米、谷子、油料等农产品万余吨都是从“献公渡”过河，送到各转运站。夏秋征购季节，每天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两艘大型木船一天摆渡几十次，艄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冬季架起简易木桥一座，可通行小平车、马车、手扶和拖拉机等。与此同时，从城里运往上述各公社的化肥、煤炭、食盐、副食百货等，也要从“献公渡”过河分发到各供销社，年运输量也在万吨左右。“献公渡”成为汾河两岸人民的生命线。
    “献公渡”历史上就是两岸人员交往、文化交流的桥梁。汾河西岸的永固一带和汾河东岸的汾阴一带，民俗相近。早在明清时期，永固、南董、马村和河东的汾阴、汾阳、高显等六村，为纪念“白波黄巾”起义，结为“同心社”，每年二月永固逢会时，河西人沿河插柳，河东人沿柳涉河，到永固举办社火活动，扮抬阁、骑竹马、跑旱船、坐闪竿、扎高跷等内容丰富多彩，观众人山人海。永固早在清末民初就成立了家戏班，解放后叫“永固农民蒲剧团”，每年正月里，秋收后，或冬闲时候都要到汾东各村巡回演出，颇受河东人民欢迎。“献公渡”被誉为“连心渡”。

(张锁柱 张豆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