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语治要》作为《群书治要》中的一篇，初旨乃在“本求治要”，“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所以，它所体现的目的乃在于“鉴于往事，资治于有道”（宋神宗语），因此，政治性是其最突出之特点。但其中所蕴含的伦理思想，即从道德层面对执政者与从政者的劝诫规箴同样是一个特色，需要予以认真的爬梳剔罗，以用之于当世。

    一、典书治要》所蕴藏的“爵禄”观陆景在开篇即指出“爵禄赏罚，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以为尊者也”，“爵禄不可不重”，突出了“爵禄”对帝王的重要性。接着阐述“爵禄”重要性的体现所在：“重之则居之者贵，轻之则处之者贱。居之者贵，则君子慕义；取之者贱，则小人觊觎。君子慕义，治道之兆，小人觊觎，乱政之渐也”。从爵禄对君子、小人的不同意义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后果做出了概括性的陈述。这是为政的最根本也是最关键的所在，所以在下文中，作者写道：“故先王重于爵位，慎于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禄必施有功”。爵禄的赐封、授受，必须看其道德品性、功绩勋劳所在。在论及爵禄与“见其爵者”、“闻其禄者”之间的关系时，陆景指出二者必须名实相符，不可乖张。即“不以其道得之不处”，“明君不可以虚授，人臣亦不可以苟受也”，在上者与在下者都须恪守相应的准则。这是对待爵禄的一个重要态度及原则，一个人的爵位及其该当所受之财禄必须是合其德、副其功的。陆景批判那些无功受禄、尸位素餐之徒，明白指出爵禄不符其实给政治带来的后果，并用大量利害分明的例子佐证“封爵、授禄”必须循有道，“官得其人”。

    二、典书治要》所体现的治国者所当循行的“道”在总的论述了爵禄对政治的重要性之后，陆景接着从治国者--“天子”、“官人”—— —两个维度沿着爵禄的进向对各自的相关职能及要求做出了具体的陈述。对于在上者—— —“天子”而言，陆景认为，他们“统理群生，固未易为也。是以圣帝明王，忧劳待旦，勤于日昃，未有不汲汲于求贤，勤勤于远恶者也”。“亲仁”、“远恶”、“昭德立化”是“百王之命”，作为治国者，他们应该做到亲贤臣，远小人，举善除恶，这是就天子所当力行的一面而言的。然而，世之治乱，国之安危，非天子“一人之身所能周理，故分官别职，各守其位”。天子需要公卿、大夫、士官的辅佐，因而随之任人、设官、授爵，以行其职责，示其效能。在任人方面，在于“敬贤而诛恶”，“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亲贤远佞的效果无疑是“治道清”，反之，则必是“祸乱作”。然而，在人主不能“亲见臣下之得失，亲闻贤愚之臧否”时，怎么辨别是非忠奸呢？陆景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推事效实”。也就是说要考核其名与实是否相符，不但要寻名求实，同样要责实求名。唯有任者得其人，名实相符，一个清明的政治秩序才能建立起来。所以，“任得其人”是一个非常重要却又同时难以实现的原则。

    在论述知人善任之后，陆景进一步从政者，即“官”的这个角度探究了他们自身所应该具备的条件。陆景认为，官有尊卑、爵有等级，乃是必然的，因为事有大小，人有优劣。但不管如何分别，“处其任者，必荷其责；在其任者，必知所职”。孔子所谓“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就是这种意思。唯有理解并掌握某种特定的知识，才能任其职，达其效。

    在明乎天子及百官的各自职责之后，陆景进一步探究了二者之间的和谐互动、有效相处之道。就其总的而言，乃是要达到二者“相信之忠著”。一方面，人主“立辅弼之臣，列官司之守，劝之以爵赏，诫之以刑罚。明诫以效其功，考绩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优者任重”，通过任职赐爵授禄而得其善人，委之无疑，佐以治道；同时，还与之“安则共乐，痛则同忧”，以尽人主之宜。另一方面，人臣则尽命于君，报其知人善任之德。二者相得益彰，共同董理政治。这是一个理想的君臣关系，也是需要不断致力达到的一个方向。

    知人善任固然是一个最好的目的，但就其选人而言，如何才能量才授用，合乎其宜呢？陆景提出应该“料才核能”，即一方面要知道才有偏达，以便量才授用；一方面要循其本性，才须堪其任方行。进而，既任之，还需“尽其才，考其能”，使其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因而，不明其才之小大，不知其能之高低，便不足以治国。

    三、《典语治要》所体现的“政道”与“民道”在《典语治要》最后，陆景探讨了治国者应该施行的恤民之道。就其大者而言，“明主”应该在认识到自己“综理四海，收养品庶”之时，要认识到“宫室壮观，出于民力；器服珍玩，生于民财；千乘万骑，由于民众。无此三者，则天子魁然独在，无所为尊者也”。“明主”应该看到民众的力量及其重要性所在，应该“恤民”，“恕己及下，务在博爱”。在享受自己所拥有的华殿、美女、玉食肥酒、轻裘重茧之时，推己及人，也要想到这四者乃是“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因而，他们治下的那些广土众民也应该拥有这些。

    在上者要“恤民养士，恕下及身，由近及远”，才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教”。总之，陆景在这本书中提到的善待底层民众的思想，多少是一种与孟子的“仁政”颇为相似的思想主张，都是要与民同乐，关怀这些处于底层的民众，如孟子所说“善推恩以保四海”，仍然是为其政治之稳定而服务的。同时，它也没有孟子那种具体而微的诸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之类的措施，而且，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也显然没有孟子那种“民贵君轻”的可贵阐述，但这仍然不足以抹煞它的重要性。

    四、《典语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的当代借鉴就其本身而言，《典语治要》给我们提供了诸多有益的政治伦理思想。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爵禄”当取之有道，受之有道，而且爵禄之名实务要相符。有爵者非有德者不居，有禄者非有功者不有。这可以拿来处理当今诸多尸位素餐、无功受禄者这一庞杂而又根深蒂固的问题。在位者既无德，反倒领着俸禄，于今司空见惯，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是不应该出现这些问题的。从政者的道德素养及其道德行为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亟需从这个角度予以解决的。一方面应该量才授爵赐禄，务尽其实；另一方面，名实不副者须夺其爵而收其禄。不以其道得之的，务要究其实而除其名。另外，陆景提出的“分官别职，各守其位”，“处其任者，必荷其责；在其任者，必知所职”同样是深刻的，足资借鉴利用。接着官员道德操守问题而来的就是职业伦理问题。不当其位而居其官，居其官又不知所职，当其位又不荷其责，这种问题在当今更是屡见不鲜。权责不明，赏罚制度不确，是此问题所产生的关键，陆景提出的观点，恰可以针对这种问题而解决之。因而，也就提到了陆景在本书中所提出的关于赏罚制度问题的重要论述。

    陆景多次提到要“诫以威罚，劝以黜陟”，“敬贤诛恶”，“诫之以刑罚”等等，都是强调要赏罚分明，赏罚并用。最后陆景提到的当政者应该与世推移，随时改制以适应新的时代趋势，同样是深刻的。而对于下层民众的关怀及理解方面，“恤民养士，恕下及身”，与民甘苦相融，恐怕是最需要重视和践履的。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谷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