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与尧都 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

王震中

    一、尧的伟大与文献中的尧文化

    《论语·泰伯篇》：“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魏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则，法也。
    孔子赞美尧的伟大说，只有天最高大，只有尧能够以天为法则。尧的伟大，文献所见尧文化所达到的高度，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舜代表早期文明时代
    唐尧虞舜是与夏代相区别的一个文明时代。在传统史学中，一般习惯性地把夏商周称为“三代”，而且每每夏商周三代连称。但在先秦诸子等文献中，有时也把“虞”或“唐虞”放在三代之前连称。例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在这里，“虞、夏、商、周”四代连称。
    《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说和《韩非子·显学》说两条史料都显示出夏代之前还有虞代。总之，在夏代之前还有被称为“唐虞”或“虞”的一个时代，它至少包括唐尧虞舜即一般所说的尧舜时期，这在战国诸子和《左传》《国语》中是明确的。
    这是一个早期文明的时代，孔子所说的“尧之为君”即邦国之邦君。墨子说其“建国营都”，必建有“宗庙”和“丛社”。
    2.尧的双重身份：邦国的邦君与族邦联盟的盟主
    在文献中，史称夏代之前的社会为“万邦”“万国”。按照先秦文献中邦字国字的含义，“万邦”“万国”当然指的都是国家。当然，夏代之前的这些“万邦”“万国”，是将这一时期的所有独立的政治实体都称为“邦”或“国”。它们之中，应该是既有属于早期国家的政治实体，也有只是氏族、部落、酋长制社会（即现一般所谓的“酋邦”，亦即我们所说的“中心聚落形态”）的政治实体。
    在尧舜禹时期的“万邦”中，由于尚未产生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王朝国家，而只出现众多邦国和部族的联盟，我们称之为“邦国联盟”或“族邦联盟”。所以，当时邦国联盟领导权的产生，多以和平推举的方式进行，这就是尧舜禹禅让传说的由来；也许有的时候，盟主的产生需要依靠政治军事实力，这就会出现所谓“舜逼尧，禹逼舜”这种事情。尧舜禹禅让传说反映的所谓民主制，说的是邦国与邦国之间的平等关系，并不是某一邦国内部的关系，因而不能用尧舜禹禅让的古史传说来衡量各邦国内部的社会性质。过去用尧舜禹禅让传说来解释各邦国内部的社会性质，似乎是一个误区。
    在当时邦国林立与邦国联盟相结合的政治景观中，尧、舜、禹是双重身份：他们首先是本邦本国的邦君，又都曾担任过联盟的“盟主”亦即“霸主”。唐尧禅位给虞舜，所传的是联盟的盟主之位，而不是唐国君主的君位。这种盟主地位就是夏商周三代时“天下共”之前身，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之王的“天下共主”地位，就是由尧舜禹时期族邦联盟的“盟主”或“霸主”转化而来的。
    3.尧在天文历法上的贡献从文献上看，尧的伟大之一，也即尧文化的又一突出贡献，就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尚书·尧典》说：尧任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大臣，通过对四方和日出、日入和鸟星、大火星、虚星、昴星四中星的观测，来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时”（四季）。《尚书·尧典》之说，有史实的素地，也有神话成分，应该说是有“实”有“虚”。其中，通过对“日出”“日落”“四时”等进行的观测而制定历法，是“实”的部分；而把这种观测由羲仲、羲叔、和仲、和叔这四人分别居于遥远的四方来进行，则属于“虚”的部分。根据我对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1号建筑遗迹的研究，这种观象授时的观测实际上是在一地进行的。
    二、唐尧的迁徙与尧都平阳

    关于唐尧的居地，主要有三说：

    1.有人依据《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而主张陶唐氏的居邑在今河北唐县一带。
    2.有人依据《毛诗·唐谱》等文献而主张尧居于晋中太原。
    3.有人主张尧居平阳，范围在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
    三、陶寺与尧都

    1.时、空上的吻合有了上述文献学的分析，我们对照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有充分理由认为它是尧都。首先，在空间上，即在地望上，唐尧最后定都于平阳，而这与陶寺遗址所在的地域是一致的。其次，在时代上，尧舜所处的时代是夏代之前、紧接夏代的一个时代。从文献推算，夏代开始的年代约是在公元前2040年或公元前2024年左右。尧舜禹时代就应在公元前2040年之前的一二百年或二三百年的范围内。
    陶寺遗址被分为早、中、晚三期，作为都邑的时间是在其早期和中期。陶寺遗址早期至中期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或公元前2400-前2100年，这一数据大体与尧舜时的年代范围是一致的。
    2.龙崇拜的吻合前面我们叙述了文献中有关唐尧文化传统中的龙图腾崇拜。在陶寺的考古发现中，陶寺几座顶级大墓出土有彩绘龙盘，就是最突出的龙崇拜现象。
    3.文明发展高度上的吻合陶寺修筑有城墙，都城的规模庞大，城址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在陶寺城内建有宫殿、观象台，还有阶级分化非常明显的墓葬。在城区的区划上，有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普通居住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天文建筑和祭祀区等不同功能区域的区分，反映出社会复杂化程度已经很高。大规模筑城和大型宫殿的修建，同时伴有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说明陶寺城邑内的社会权力，既具有公众性，也具有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强制性。陶寺城邑还展现出制陶、制玉、铜器冶炼等手工业技术水平和分工，也可以看到文字的使用。这些以及墓地墓葬所反映的金字塔式的阶级结构和观象授时的天文历法的发展水平，都强有力地说明陶寺城邑是阶级社会的都城，它体现了中国早期国家――都邑邦国的文明发展水平。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推定为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都邑遗址属于帝尧的都城。这样，我们对陶寺遗址都邑性质的分析，也就适用于帝尧陶唐氏；陶寺与文献中的尧文化可以相互补充、阐发。目前，有条件将考古与历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遗址，陶寺是不可多得的一例，通过这种结合，可以在考古学上对尧、舜、禹时代的社会发展阶段作一个很好的说明。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社科院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