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新闻网讯 原籍河南驻马店的陶先生2001年到北京工作，2001年他结婚时，当时结婚证上的身份证号还是15位，尾号是251。可是到了2004年，身份证号升为18位，在陶先生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身份证尾号被改成了2611。到了2006年，陶先生户口迁至北京，身份证号码不同说不通，为了证明“我是我”，他整整在北京和驻马店之间跑了7趟。后来，陶先生回到驻马店，到原籍找到邻居开出证明“我是在这出生的、长大的”，才艰难证明了自己的身份。

    就在前不久，北京市民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需要书面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可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只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在陈先生为此感到头大时，有人指了一条道：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可以开这个证明。先别说派出所能不能顺利开出这个证明，光想到为这个证明要跑上近千公里，陈先生就头疼恼火：“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就这么不容易？”

    从证明“我妈是我妈”到证明“我是我”，被折腾的为啥总是老百姓？原因就在于，某些政府部门根本没把老百姓放在眼里，没搞清楚自己的服务角色，而是高高在上，把群众当成需要时刻提防、管理的对象，既不想承担责任，也不想俯下身子服务人民，就把各种本来需要自己完成的查证工作、把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一股脑都推给群众自行解决。另外一个原因还在于，不办各种证件各种证明，权力哪有寻租的空间和机会？

    如何铲除这些奇葩“证明”滋生的土壤？如何让政府既不懒政又不多事，把该管的事情管好，不该管的事情不管？唯一的做法就是简政放权，政府部门列举权力清单，权力清单上没有的事，政府一律不能管，权力清单上列举的事政府必须管好。当然，简政放权、权力清单应该透明，还应该有更强大的力量去监督落实。权力关进笼子了才能不任性，权力不任性了，百姓才能走出“证明”的迷魂阵。   （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