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1996年到2010年，在14年的时间里我共写作出版了8本书，依次为《在县(市)委书记岗位上》、《在纪委书记岗位上》、《中国的源头》、《三农问题探析》、《历史的星空》、《这些临汾人》、《源头集》和《在人大主任岗位上》。这几本书的序言都是请相关领导和有影响的大家作的。等到这本《我的文化梳理》付梓时，我想这部收官之作带有总结性质，无论如何该是自己动手向读者诸君交代点什么了。于是，就有了这篇《自序》，并自题了书名。鉴于上述几本书先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和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而这本书是其中文化类作品的汇集，故以内部交流形式出版。

 

我的小传

 

我于1947年12月出生于河南省孟县(今为孟州市)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自小随父母迁至山西省运城县(今为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解州是武圣关云长故里，我的童年和中小学时代都是在这里度过的。直到1965年夏季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我才离开了这座历史文化名镇。虽然碰上了“文革”动乱，我们这一届还是按时于1970年毕业了。我被分配到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在区革委会宣传组工作了6年，于1976年调回山西省运城地区。在运城，先后在地区军转办、化工局、地委组织部工作了9年。其间，又在省委党校接受了两年(1983年至1985年)“正规化教育”。从1986年1月开始走上县级领导岗位，到2011年8月从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岗位上退休，共担任市、县级领导25年有余。

回首往事，有两点感触颇深：其一，我从上学识字开始，就对语文和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文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一直是“名列前茅”的。高中毕业时，报考南开中文系是我的第一志愿，而我也是山西省唯一被录取的考生。这叫做“如愿以偿”。其二，我走上领导岗位的这20多年，正是国家改革开放风起云涌之时，我顺应着时代的要求，在地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党建各方面，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过去出版的几本“岗位上”和《三农问题探析》，基本上反映了我在不同时期的工作情况。如果说要用一句最简洁的语言来自我评估的话，那就是“问心无愧”。

 

我的个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句真理。那么，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总和”出来的一个怎样的人呢?记得1984年我在省委党校学习时，看到《人民日报》用大版篇幅刊登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大胆启用一代新人》，作者是中组部副部长李锐。这篇文章通篇讲的就是我们这些“文革”前上大学、“文革”中毕业的“老五届”。文章写道，这批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一只脚踏在青年时期，另一只脚跨入了中年门坎;他们接受了我国教育质量最好时期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是我们党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既有“文革”中的反面教训，又有“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切身体会;既有在学校掌握的书本知识，又有毕业后在基层锻炼的实践经验。结论是，除极少数“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三种人”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符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的可以大胆使用的“一代新人”。看罢全文，我心潮澎湃，久久难以平静：党和人民终究还是没有遗弃自己忠诚的儿女啊!而我不正是文章所分析的这批人中的一个吗?要知道，“文革”后期我们这批人作为“再教育”的对象，都被下放到工厂、农村去接受改造，谁没有“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感慨呢!这篇文章对我影响深远，以至于即使现在手头查找不到原文，我也可以八九不离十地把主要内容复述出来。屈指一挥间，近30年过去了，我们“老五届”的绝大多数人都以自己的人生轨迹验证了这篇文章的观点——尽管社会历史已经翻过了我们这一页。

 

我的文化

 

我的“文化”，一是工作，二是写作。这本书要“梳理”的主要是文化作品。

从工作讲，我无论在哪个岗位，文化建设总是会“列入重要议程”的。我在三个县(市)(临猗、稷山、河津)工作时，分别组建了三个文联，支持创办了三份刊物(《桑泉》、《枣花》和《龙门》)，提携了一批文学新人。在临猗县工作时，作为全国现代戏年会筹备组负责人，我组织会议、编排剧目，还带领该县眉户剧团《唢呐泪》剧组赴京汇演。到临汾工作后，我主要倾力于尧文化的研究、宣传与开发，特别是为了修复尧陵，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那时候，为了筹措资金，我像老和尚化缘一样四处求人。有的熟人说：“人家的人情是为个人办事，你把人情都落到修尧陵上了。”不过，也先后有几位市委书记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若干年后人们都记不得有谁当过书记了，但都记得是你刘主任修的尧陵。”退休后，我又接任了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一职，继续在文化领域“发挥余热”。对于目前的状态，正如孔夫子所言：“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过而篇第七》)从写作讲，如前所述，除去那几本在“岗位上”的文集外，我的文化类作品都集中收入《中国的源头》、《历史的星空》、《源头集》等书中。这类作品包括散文、诗词和电视剧本。它的主体部分，是历史文化散文，约50多篇，近30万字。关于这部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点，贾平凹等先生在他们的序言中已作过评论。也正是有鉴于此，张平先生才赐给了我一个“源头作家”的头衔。我是1996年加入山西省作协的，2003年被接纳为中国作协会员。

我挚爱文化。在《历史的星空》一书的《后记》中，我把个中原因概括为三点：一是爱好，二是责任，三是便利。事实上，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哺育我健康成长的精神食粮，而且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里，渗透到灵魂中了。同时，我清醒地认识到，个人的作为是离不开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影响的。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我的两位学长和老师，一位是于友先，一位是孟伟哉，是他们把我这个徒弟“引进门”的。关于这一点，我已在《序言为镜师生情深》一文中作了详述。当然要说感恩的话，我忘不了生我养我的父母，关爱我的家人，一切支持过、帮助过我的领导、同志和朋友们。我写了那么多的“源头”文章，而他们正是我崇美向善、勇于进取的力量源泉!

 

我的梳理

 

本书所谓的“梳理”，就是把收入的文化作品按照一定的内在联系作个适当的分类编排，以利读者参阅。具体说明如下：

第一部分，书序集锦。我的《序言为镜师生情深》作为引子放在前面，加上前述8本书8篇序言，《历史的星空》另有《跋》和《后记》各一篇，后附韩石山先生的一封来信，总共12篇。我之所以把那几本“岗位上”的序言也收入其中，是想让读者对作者和全书有个较为完整的印象。也许会有人问：按照惯例，别人的评论、序言等只可作为附录放到末尾去，你怎么首尾倒置了?答曰：这是因为书的内容比较宽泛，把“点睛之笔”的序言前置，或能给读者起到有益的提示作用。

第二部分，走近帝尧。如果说历史文化散文是本书的主体的话，那么以尧文化为题材的部分就是这些历史文化散文中的“重头戏”。作为五帝之一，尧是华夏文明始祖，是民师帝范，他的功德与日月同辉，泽被千秋万世。我们知道，虽然华夏文明滥觞于尧文化，但世界史学界只承认中国历史是从商代开始的。因此，研究和宣传帝尧文化不仅是一个文化传承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华文明五千年是否虚言的大问题。因此，在这个命题上无论怎样酣畅泼墨都不为过。临汾日报记者王庚星、黄俊英撰写的《扛起尧文化的大旗》一文，对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诸多媒体都作了转载。为说明问题起见，将其作为首篇收入这部分文稿。

第三部分，史海觅珍。这就是除帝尧文化部分外的其他历史文化散文汇编了。历史是对过去的总结，是对未来的昭示。我所处的临汾、运城地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是一座蕴藏历史文化资源的“富矿”。诸多的文物、遗址动辄就穿越几千年;写一篇什么东西，就成了“一方印记，全息中国”了。

第四部分，岁月留痕。顾名思义，就是个人经历过的一些情景再现。时间好似筛子，留在记忆中的肯定令人难忘。但是，还有众多刻骨铭心的人和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形诸文字，只好留待以后了。

第五部分，诗词剧本。这一部分是从艺术形式上区分出来的作品。诗词数量不多，且不甚成熟。电视剧虽然只有两部，但篇幅较长，权作压轴之用罢。

古人提倡“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说的是人要在道德、功业和言论这三个方面都要有建树，“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语出《左传》)这个标准是很高的，一个人能在某一个方面做出贡献就相当不容易了。长期以来，我自己是想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这本《文化梳理》可算是“立言”的尝试。我深知，和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大潮相比，这本书的出版只能算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仅就书的内容而言，有的因时过境迁似显不宜，错误疏漏亦在所难免，尚祈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刘合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