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都邑，古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被视为古代文明的表征之一。研究早期都邑文明，对于探究上古时代国家结构、社会形态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

　　9月14日至17日，近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我市，参加在此间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早期都邑文明的发现研究与保护传承暨陶寺40年发掘与研究国际论坛，与会者中不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李伯谦，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等业界大咖。论坛期间，专家学者们围绕陶寺遗址发掘40周年和早期都邑遗产保护与利用，或阐述学术观点，或分享研究成果，或共忆考古岁月，抑或外出实地考察，学术氛围浓郁，论坛成果颇丰。

　　位于我市襄汾县境内的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三大重点遗址之一，于1958年被发现，从1978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对该遗址实施了大规模发掘，时至今日整整40年。正如省文物局局长雷建国在论坛致辞中所言，考古遗址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是祖先智慧的结晶，是古代社会的窗口，是古人技艺的展现。经过考古挖掘，陶寺遗址发现有城墙、宫城、墓地、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明显的各种功能区，是中国史前时期“都城要素最完备”的一座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陶寺遗址发现有面积分别达到4万平方米和2万平方米的早、中期墓地，并发掘了早期墓地1309座墓葬，是中国迄今同时期墓葬规模最大、发掘数量最多的遗址;陶寺遗址发现有中国最早的“观象台”，也是世界上具有系统完整观测功用的最早观象台。从2013年至2017年，考古部门历经6年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面积近13万平方米的规模宏大的宫城及其形制特殊、结构复杂、防御色彩浓厚、史前罕见的城门址，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并使陶寺“城郭之制”完备，成为中国古代重要都城制度内涵的城郭之制的源头，对后世影响深远。

　　陶寺王墓、宫城、宫室建筑等所体现的“王权”社会，各类精美玉器、彩绘陶器如龙盘、漆木器以及鼍鼓、石磐等礼乐器所反映的“礼制”文明，器类不一的铜铃、铜盆口沿、铜齿轮形器、铜环、铜蟾蜍等多件最早出现的“铜器群”，这些均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逐渐形成的华夏文明特质具有最明显的传承关系或言一脉相承，是华夏文明这棵参天大树众多根脉中的“主”根。陶寺观象台以及王墓“圭尺”研究表明的4000多年前人们的“地中”观念，陶寺聚落形态研究表明的已进入社会形态的“国家”时期，这些使陶寺成为原始意义上的“最初中国”。

　　陶寺遗址，是目前在黄河中游地区能确认的、最早的进入初级文明阶段的都邑性城址，它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尧舜时代社会历史的意义举足轻重。相对一个跨越千年、传颂百代的古老文明来说，虽然40年并不足以解开所有的谜底，但40年的发掘与研究，已经能够证实陶寺是最早的都邑、临汾是最早的“中国”，尧都平阳也由传说成为信史，成为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传统文化研究的意义在于传承和创新。论坛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进一步挖掘研究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都邑文明，萃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借鉴、弘扬古老文明中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为促进当代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寻找新的答案、开辟新的路径、注入新的动力。同时，在陶寺遗址的保护利用、临汾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等方面，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使我市以陶寺都邑文明为核心的“根祖”文旅品牌更加鲜活和丰满，这也与主办方希望借此推动早期都邑文明的发掘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初衷不谋而合。

　　陶寺遗址是考古界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山西特别是临汾引以为傲的历史文化瑰宝。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山西省旅游三大板块建设，扎实做好“黄河、太行、根祖”三篇大文章，全力打造“中国根·黄河魂”旅游品牌，着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战略性支柱产业。尤其是我市以举办2018山西省旅游发展大会为平台，秉承旅发大会“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旅游融合创新”的主题，努力让文物“活”起来，让旅游“火”起来，全市文化旅游业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此次论坛即是2018山西省旅游发展大会的一项重要活动。

　　记者 孙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