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县底（一）

卫汉青

　　临汾市尧都区正东十几华里，有一村名县底。村有四五千口人，系尧都区汾河东古镇，逢二、五、八集会，与尧都区大阳镇和襄汾县邓庄镇形成临汾河东鼎市。

　　此村何谓之古?说来话长。

　　古名

　　村名县底，有点古怪。为什么叫此名?源于何时?无从稽考。

　　在中国,“县”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始于春秋时期。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县”名，产生于古代晋国。公元前544年，晋平公14年，平公母亲悼夫人放食，遇到一位来自绛的老者求于食。问贵庚，老者答曰：“不知纪年，只知经历445个甲子矣!”晋平公认为“绛”这个地方出长寿老人，太可贵了，就将“绛”取名“绛县”。这也是天下第一县。

　　县底镇现属于临汾市尧都区，查尧都区、临汾市志，此村并无作过县府所在地的记载。但临汾市曾是晋国首都和赵韩魏早期首都所在地，此后两千多年更是兵家争战之地，县既然源于晋，近水楼台先得月，县底村是否古代曾短时为某个县府所在地或备选呢?真难说。

　　古城

　　县底与“古城”产生联系，是近日的事情。

　　我写下这篇《古镇县底》的初稿，因是村志邀写的纪实文章，曾在小范围里征询意见，以期核正。有朋友转发给相关专家，引来了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市政协文史研究员蔺长旺。

　　2021年4月3日晚，蔺长旺先生微信加我后，告说：“卫先生，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实际上县底还曾是高梁城，明洪武十五年平阳府志有载，该志是1980年国家图书馆清理书库时发现的。”

　　我吃了一惊，回道：“蔺先生好!平阳府志的详细记载能找到吗?请方便发我。”

　　第二天，蔺长旺先生发来一张明洪武十五年刊印的地图，图中明确标注高梁城在卧虎山西麓，旁边靠近黄鹿泉，大致在县底村附近。蔺先生还特别指出，过去有些说法，认为古高梁城在临汾城西北汾河边的高河桥和高河店村一带，是值得商榷的，明显与这幅600多年前的平阳府志和地图不符。

　　查考史料，高梁城的历史很遥远，至少远到了春秋时期。那时候，还没有现今这临汾城，即使叫做平阳的古城也还在汾河的西边，平阳城建在现址是北魏时期的事。而在此之前，高梁城就活跃在史书中了。

　　《左传·僖公九年》记载：“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去，因为立君之事互相残杀，发生了严重的内乱。齐恒公为稳定大局，兴师伐晋。不过，大军到达高梁城时，秦穆公已经护送夷吾回国继位，只好罢兵还齐。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又载：“晋公子重耳杀怀公于高梁。”公元前636年，晋惠公病死，在秦国作抵押的公子圉偷偷跑回去做了国君，这就是晋怀公。晋怀公一上台，就和秦国反目，惹恼了秦穆公，派人找到了重耳，愿意护送他回国做晋君，并将女儿嫁给了他。秦穆公率领大军护送重耳回国，一路攻城夺隘。晋怀公见大势已去，连忙逃到高梁城避难。重耳回到绛城(今翼城)做了国君，这就是后来称雄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晋文公一是不放心卧榻之侧的前君，二来为报答秦晋之好，派人到高梁城杀了那个忘恩负义的晋怀公。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也有记载：“潏水(今洰河) 即巢山(今卧虎山)之水也。水源东南出巢山东谷，北迳浮山东，又西北流与劳水合，乱流西北，迳高梁城北，西流入于汾水。又南，迳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墟也。”

　　从上边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高梁城系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一个城邑，到北魏时期已成故墟了。

　　但高梁城到底在临汾的什么位置呢?是否如蔺长旺先生确定在县底呢? 通过相关资料来看，蔺长旺先生的观点不无道理。

　　高梁城历史上的记载，基本上是春秋战国至汉初。到北魏时期郦道元写《水经注》时，高梁城已成故墟。而最具方位依据的，除了明洪武年的平阳府志和地图，只有《水经注》。

　　且看，郦道元写潏水(今洰河)而不是源于黑山的劳水(今涝河)时，才提到“迳高梁城北，西流入于汾水。”说明古高梁城靠近巢山(今卧虎山)和潏水。“又南，迳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墟也”一句，也是说源于“巢山之水”的潏水，这是否指的是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还成河流，途经县底村南侧流向西面杜村一带的黄鹿泉河呢?

　　蔺长旺先生说，完全有这种可能，古代水流量远比现在大，可看作“潏水”的支流。明洪武年地图特意标示出黄鹿泉河流，且看上去比较宽阔，何况800多年前的北魏呢!县底和翟村一直有传说，很早以前的黄鹿泉，曾按照古俗，油锅里捞钱“七三”分水，县底七，翟村三，直到1970年。如果黄鹿泉水量太小，何至于如此大动干戈。

　　再者，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还写道：“汾水又南，迳白马城西，魏刑白马而筑之，故世谓之白马城。今平阳郡治。”现在的高河店村和高河桥，距离当时的平阳郡治白马城(即今临汾城)只有两公里左右，且潏水从东南巢山往西北而来，先傍经白马城东北侧后再到高河店村和高河桥，为什么郦道元说“潏水”时提到了已为故墟的“高梁城”，而不说途经当时修筑不久且颇具规模的平阳郡治白马城呢?从地理和情理上看，似乎难圆其说。只有一种情况:郦道元说到源于巢山的潏水时，顺便提到巢山附近历史上曾存在但现已成故墟的高梁城。至于白马城，下面记述汾水时再说吧。

　　此外，高梁城何以名高梁城呢?“梁”系山梁之“梁”，而非米粱之“粱”。顾名思义，应该是建在高梁上。县底地处卧虎山西麓，可谓高梁上。村东建于高梁上的古堡，挺大规模、说不清来历的古堡子，是否就是“高梁城”的整体或部分遗址呢?仅从名字上看，似乎比地处汾河边平川上的高河店村和高河桥更恰当些。

　　以上种种，都可佐证蔺长旺先生高梁城位于县底的观点。

　　蔺长旺先生还说：“据相关资料，高梁临近武遂，而武遂恰位于县底东北不远处，可资佐证。”据《山西通志》“府州县志四”中说：高梁，“战国为韩武遂地”。武遂遗址今名辛城，西距临汾市25公里，东离浮山城8公里，位于临浮公路北侧。武遂城以青龙堡为中心，八方城堡环拱，形成一个城堡连环的防卫群体，民间有八卦城之说。

　　就蔺长旺先生的观点，我问询了临汾市著名作家、学者、山西省文史馆馆员乔忠延。他说：“有此一说。印象中还有一说，县底是原襄陵城旧址。”

　　我又吃一惊。久居京城，对自己村镇的历史真了解不够。查看相关史料：“襄陵，古旧县名，西汉置，治今山西省临汾市东南县底镇。后魏主焘擒昌，析襄陵东北置禽昌县，并置禽昌郡。后齐移治襄陵，因改襄陵曰禽昌，隋复为襄陵，皆治于此。”

　　根据上述记载，古襄陵县曾在很长时间内把县底作为县城，公元42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擒获了西夏国主赫连昌，为炫耀武功，广筑禽昌城，分开襄陵县设置了禽昌县。北齐年间，襄陵县并入禽昌县。公元577年，北周灭掉北齐后，禽昌城移治于废襄陵故城县底。隋以后，襄陵县城才从县底转移到今襄汾县的襄陵镇。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临汾一直是兵家争战之地，城头变换大王旗。许多史料档案很难完整保存，学术观点产生分歧和争论是很正常的。

　　县底与古代的高梁城、襄陵城和禽昌城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论证。

　　古都

　　过去我曾想，把自己的家乡县底村与县府沾边，与春秋战国时期相联，也许有点高攀，或者有点牵强，但怎么也没想到居然还能与尧时期的古都有关。

　　那是2017年底的一天，我在北京民族饭店参加一个尧文化的学术活动，遇见何弩(本名何努)先生。

　　何弩先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工作队队长，近20多年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专项”，成就卓著。

　　我特意走向何弩先生，感谢他为老家临汾尧都作出的卓越贡献。

　　何弩先生问：“你是尧都区哪个村?”

　　我说：“县底村。”

　　何弩先生眉毛一扬：“哦，县底村呀!根据我们的考证，县底村是尧都陶寺的副都，还有一个在曲沃。”

　　我有点不大相信地问：“县底能是尧都的副都?不可能吧?”

　　何弩先生说：“我们有考古依据的。”

　　那天活动的组织者，是学者型的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合心先生。我同他提到此事，刘主任说：“何弩可不简单，20多年挖掘考证尧都，不会随便说的。”

　　后来与一些相关人士聊起这个话题，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县底村地处尧都区的卧虎山西麓，南面20华里左右邻近襄汾的陶寺，北面10多华里大阳镇北郊村的涝河岸边，建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尧陵。1984年中国考古研究所专家考证，陵丘属人为形成，再根据尧陵附近发现陶片推测，4000余年前人类曾在此活动居住，这与当地传说葬尧时人们掬土成山成陵相吻合。从地图上就会看到，县底处于陶寺尧都和北郊村尧陵之间。

　　那天从民族饭店回到家后，我曾特意向县底村党支部书记刘红生通报此事，记得还挺认真地说：“以后再有大的挖掘工程，注意看有没有古陶片之类的东西，好好保护啊!”

　　古音

　　县底古镇之古，还表现在一些古字古音的使用。

　　许多爱好古典诗词的人会发现，一些著名诗人的诗句怎么会不押韵呢?

　　比如唐朝诗人杜牧那首脍炙人口的《山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车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同朝代的韩翃也有一首著名的《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两首诗中的“斜”，按现在读音读“xié”，明显与其它的韵脚押不上。其实，在古代人的读音中，这个“斜”读“xiá”，完全押韵的。 而在县底镇的方言中，就保持着这个“斜”字的古音读法。如说“日头斜了”“这条胡同有点斜”，都读“xiá”。

　　县底一带的方言中，还保留了许多古音古字。如“予”字的使用，这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给”不用“给”而用“予”。如“你把碗予我。”古代的训诂书《广雅》中：“予，与也。”如《诗·小雅》：“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荀子·大略》：“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师旷。”

　　“孰”用的也很普遍。县底一带的方言里，“孰”就是“谁”的意思，用“孰”不用“谁”。“孰呢?”就是“谁呢?”的意思。看看《战国策》：“吾与徐公孰美?”韩愈《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也是“谁”的意思。

　　“荷”似乎是很古典、文雅的用字。如陶渊明《归园田居》：“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诗中的“荷”就是携带的意思，现代人已经很少这么说了，通常说“带”或“拿”。但是县底镇的方言中仍一如既往：“你把锄荷上。”“出门多荷点钱。”都是携带的意思。

　　这里的人们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把母亲称呼为“奶奶”或“奶”，而把奶奶(祖母)称呼为“nüe”，即“娘”的变音。这么基本的称呼，竟然正好与其它地方相反。

　　我在上世纪90年代，曾就这个话题与临汾的著名作家、学者乔忠延先生探讨过。我们的观点是，似乎临汾这里的称呼更接近于古时的本义和源头。临汾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其使用语言是很古老的。一个幼儿呱呱落地，首先要寻找“奶”(乳房)，哪个儿女不是叼着母亲的两个奶头、吃着母亲的奶汁长大成人的呢?而吃袓母的奶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每一个儿童的眼里和心目中，慈祥可亲的祖母无疑是最美好的女人，那不就是“良”“女”么?

　　中国的汉字和读音，是由象形、形声、表意逐步演变形成的。县底镇距离陶寺尧都遗址只有十几公里，临汾又是中国古典诗词著名的“平水韵”的发源地，这里的古字、古音是否有助于中华文化的溯源呢?值得探讨。

　　古俗

　　4000多年前，尧定都平阳，划定九州，协和万邦，平章百姓，成为华夏文明最早的发祥地，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县底作为尧都古镇，祭拜祖先、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等，保留了许多古俗。

　　我爱人和女儿第一次回家乡，适逢春节，看到家里老人和亲戚，吃饭前端着盘子毕恭毕敬地祭拜祖先，挺惊奇。我说：“我从小就是在这种习俗中长大的。”

　　山西庙宇道教、儒教等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背景的神仙居多，临汾尤盛。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动土奠基，立木上梁，祭拜祖宗、财神、灶神、土地神、娘娘、龙王爷、尧王爷、伏羲、女娲、黄飞虎、鲁班等各路神仙，五花八门，虔诚庄重。小时候淘气，春节到邻院玩耍，看到院里桌上插着柏树枝的供神牌位，拿起柏枝就跑。本家奶奶迈着小脚，边追边喊：“这色子娃，快放下!”现在想来还后悔。

　　说起红白喜事，县底一带更加讲究。相传洞房红烛的来历与尧有关，尧都区姑射山的仙洞沟就有许多传说。结婚披红挂彩吹吹打打坐花桥，老少不论闹洞房，更比别的地方红火热闹。我席村姥爷家有一抬大花轿，谁家要娶媳妇，就来租赁。后来坐花轿逐步改成骑马、骑自行车、坐轿车了。

　　县底还有一个古俗，名字都爱起一些狗娃、猫娃、臭猴、狗蛋、小丑、丑女等挺不讲究的名字。用老话讲，说是起个狼不吃、狗不叼的赖名儿好管、好养活。我大妹妹上六年级时，教她语文、数学的两个老师都挺好，就是名字起得不太雅，一个叫茅勺，一个叫屎蛋。有人开玩笑说：“这俩伙计真是臭味相投，怎么就‘臭’(凑)合到一块了!”

　　这样问题就来了，比如小丑、狗蛋，按现在来说似乎大不雅的名字，县底村居然有好几个。这是否会重名闹混呢?不会，村里人不乏机智。“小丑”“狗蛋”用前后字的轻重读音、拉长翘声，或后面带“儿”与“子”来区分，如“狗蛋子”“狗蛋儿”“狗蛋!”“狗蛋——”等，谁也不碍谁。

　　古风

　　几千年来华夏文明的熏陶洗礼，县底镇传承着重文、重仕、重艺、重商、重信义的浓浓古风。

　　县底镇一直到今天，仍把教师、医生尊称为先生。我家上世纪80年代搬到新院子，原来老院子的西房空了出来。村里中学有位外乡老师通过别人住了进来，父母亲未曾收其一分钱。老西房曾经放了过去祖父和父亲的一些文学、历史、医学线装古籍，后来发现少了许多。弟妹们曾要去找那位老师问询，父亲拦住说：“算了，先生也是喜欢书，不要找了!”

　　县底镇一带无论男女，凡读过书的都喜欢练字，因此出现了许多书法篆刻家和爱好者。如县底村的赵荣德、任学毅、卫光裕等老先生，正楷书法都写得端庄潇洒。我祖父和父亲，在《本草纲目》《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线装书空白处的眉批和批注，十分娟秀的蝇头小楷，颇见功夫。我担任北京市海淀区文联主席多年，认识不少著名书法家。一次书画笔会，我拿出祖父的墨迹，张书范、孟繁禧、刘俊京等北京书法名家颇为赞赏。临汾这里的人讲究书法不是偶然的，或许也是一种传统和风气。晋朝的卫夫人就是晋南人，书法很了得，据说是书圣王羲之的老师。

　　临汾一带古建众多，且颇精湛。当地有许多能工巧匠，擅长古建的设计、搭建、砖雕、石雕、木雕等技艺。小时候，看到乡亲叔伯们，刻塑瓦当、脊兽、檐角兽，那娴熟的技艺和专注的神情，让我记忆深刻。

　　临汾一带的戏剧更是兴盛，当地的蒲剧、晋剧、 碗碗腔、上党梆子、北路梆子、眉户腔、道情戏等门类众多。县底镇的老辈们都喜欢看戏、听戏。对王存才、孙广盛、王秀兰、阎逢春、张庆奎、杨虎山等临汾一带的蒲剧名角儿，许多人耳熟能详。每逢县蒲剧团来到南神庙戏台唱戏，是全村人最欢乐的节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带曾流传有“误了收秋打夏，别误存才(王存才)挂画”“误了吃肉喝酒，别误存才杀狗” “广盛的走，存才的扭，三狗的乱弹再没有”等通俗说法。父亲曾讲过一个小故事，说是蒲剧名角孙广盛到县底戏台演戏，戏间到茅厕小解，一戏迷紧跟着进来，舔着笑脸问：“广盛哥，你尿哩?”孙广盛扭头一乐：“可把他妈儿的，尿还问呀!”

　　每逢春节正月初一到二十，县底村民总会自发集聚在娘娘庙、南神庙或固本堂，敲打威风锣鼓，共同切磋技艺。威风锣鼓相传来源于尧王嫁女，这一春节“打威风”的传统也是源远流长。1990年，尧都区的威风锣鼓曾经打进了北京亚运会开幕式，被海内外媒体称誉为“最震撼人心的一幕”。后来，又被张艺谋邀请进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申奥片。近些年，我的初中老同学赵耀星还组织县底村的威风锣鼓队，到临近村镇企业助兴演出。我高中同学郝福记曾在乡镇任职，退休后也是尧都区锣鼓协会活动的热心组织者。

　　2018年和2020年，我曾带领10多位中关村的企业家，参加了两届临汾市和尧都区举办的尧都文化旅游节活动，祭国祖，听古乐，看《尧颂》，逛古迹，古色古香的一系列活动文化味很浓。一行见多识广北京的企业家，如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家协会会长姜鹏明、北斗星通董事长周儒欣、金山顶尖董事长于庆洲、康辰董事长王锡娟等，都赞赏不已，说临汾不愧是华夏古都。

　　此外，临汾的剪纸、印染、版画、花馍等民间艺术，也是根基深厚。小时候，看母亲和邻家婶婶们巧手制做的各种花馍和窗花，我曾趴在炕上看个不够，有时竟觉得它们好像是活的会动。

　　如今，古镇的窗口已经照进了2021年的阳光。不少年轻人的手机屏幕上，时而会蹦出人工智能、物联网、纳米技术、量子通信、独角兽等色彩斑斓的时代新潮字眼。但我还是希望我的家乡——县底镇，继续保持一些“古”的特色。

　　(作者卫汉青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共海淀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海淀区文联主席、《中关村》杂志社社长兼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