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海在看X光片。   资料图

　　临汾新闻网讯 “说起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你们都不信，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就是我们卫生院的‘三大件’，而且，血压计还得轮换着用。”

　　“21间土坯房，七八个人，每月的工资仅有18块钱。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想要买一瓶青霉素、葡萄糖、B12都难。”

　　走进襄汾县滨河公园旁的一个居民小区，宽敞亮堂的三居室，各类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已经退休在家的赵庆海和老伴正在客厅里有说有笑地看着电视。说起改革开放，老赵的话题一下回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时间的轨迹，一份珍藏了40多年的从医记忆如涓涓细流般流淌出来。

　　18岁参加工作，从一名学徒开始，一步步成为襄汾县大邓乡卫生院骨科大夫、副院长，一位享誉十里八乡、方圆五县的知名骨科名家。赵庆海的切身经历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变化。

　　赵庆海清楚地记得，改革开放前的那几年，大邓乡卫生院用“三土”（土方、土法、土药）“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方法生产制作葡萄糖、板蓝根、柴胡等40余种药品，曾作为典型在全省医疗卫生系统推广学习。当时一位远在襄汾河西的村民高烧不退，想输葡萄糖，哪儿都找不到，硬是跑了50多里路，找到了他，才买了一瓶。“这些没有生产厂名、厂址、卫生许可证的‘三无’产品，在当时可是抢手货。药品短缺，真是没办法。”赵庆海感叹地说。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了。一次去太原进药品原料时，医药公司的朋友告诉他，“国家将进一步规范药品生产管理，要在山西大同市、昔阳县等地新建几个正规的制药厂。”果然，此后药品逐渐丰富了起来，赵庆海的自制药没了出路，正规药占据了市场，所谓的“三土、四自”逐渐成了历史。

　　197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赵庆海得知省卫生厅在运城市解州镇有个骨科学习班，早就决定“改行”的他果断报了名，这也成为他进入骨科领域的敲门砖。勤奋好学、细心钻研的赵庆海很受师傅的青睐，当时有七代御医之后美称的“解州名医”胡品三老先生把一套俗称“肉粘骨”的摸骨手艺传授给了他。这套手艺，能摸到当时连X光机都拍不到的细微骨折。学成归来，他很快有了些小名气。这一年，赵庆海每月29.5元的工资已经领到了第七个年头，当时乡镇卫生院的很多人还是小集体身份，没有编制，不能调资。

　　1984年，大邓骨科医院挂牌成立（与大邓卫生院一个机构两个牌子），院里还购置了第一辆救护车。“以前交通不便，老百姓有个腰疼、腿疼都扛着，听说家门口有了专门的骨科医院，很多人都愿意来瞧瞧。”当时的《临汾日报》还以“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为题，报道了他们举办专科、方便群众的事迹。每谈到这些赵庆海的脸上都充满了自豪。

　　1985年，国家规定，凡经过考试、考核且达到医生水平的“赤脚医生”，可以成为“乡村医生”。3年后，有了编制的赵庆海顺利通过了职称考试，取得医师资格。这意味着他不仅可以根据工作年限来调资，还可以凭职称给工资提档。

　　上世纪90年代，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条件有了很大改善。1993年，赵庆海的办公地点从土坯房换到了二层楼房，22间18平米的办公用房成为他的新阵地，200毫安的X光机取代了50毫安的老式X光机。6年后，又新上了C型臂X光机，手术的成功率提高了不少，而且将原来4个小时的手术缩短至30分钟。当时，卫生院有38名医务人员，一天接收的病人多达五六十人，最多的时候，赵庆海一天做过8台手术。到90年代末，赵庆海的工资涨到了700多元，比刚参加工作时翻了好几番，而且开始缴纳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进入新世纪，改革红利不断释放。2003年，襄汾县被确定为全省首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老百姓看病能报销了，看病难、看病贵、看不起病的难题得到有效缓解。每每看着患者生病住院治疗后领取医疗保险的情景，赵庆海的心里比蜜还要甜。

　　2013年，在基层卫生院干了一辈子的赵庆海退休了，退休前，他领到了绩效工资。

　　2016年，已经退休在家的他听说县里推进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就医新机制，下沉优质医疗资源，逐步实现县、乡、村三级诊疗的分工协作和信息共享。卫生院里不仅配套了健康体检、慢性病管理、健康教育等工作用房，还用上了四维彩超机、螺旋CT扫描机、数字化X线摄影系统等多种先进医疗设备。赵庆海比自家有了喜事还高兴。

　　如今，赵庆海的一双儿女也相继从医，和父辈相比，他们少了许多无奈，却和父亲一样有着对新的医疗改革的期待。

　　最近，65岁的赵庆海还签订了一份家庭医生服务协议书，不仅有自己的健康档案，每年还有免费的检查项目和健康状况评估。“一辈子给别人看病，现在竟然享受到了家庭医生的上门服务，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赵庆海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焦玉龙 王丽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