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魂眠太岳 红光耀安泽——追忆革命烈士王光

2022-08-26 09:20:39 来源:临汾新闻网   浏览次数:

忠魂眠太岳 红光耀安泽

——追忆革命烈士王光

电影《红光》海报

  忠魂眠太岳,红光耀安泽。

  在安泽县杜村乡东唐村王光烈士陵园,苍松劲柏环绕,空气仍显清寒。牺牲时年仅23岁的烈士王光,就长眠于此。

  不久前,根据王光烈士真实事迹改编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红光》在全国公映。观影过程中,不少观众被王光的事迹感动落泪。

  王光,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被编入山西新军212旅民运大队;1940年2月,随212旅转战沁源抗日根据地搞民运工作,负责军需的供给;1941年3月调至岳北区安泽县一区搞民运和群众工作;1942年5月,被任命为冀氏县(今安泽县)一区副区长;1943年4月,被调任冀氏县四区担任副区长兼反扫荡总指挥,10月的一天,在掩护群众离开的过程中,不幸被日军残忍杀害……年仅23岁。

  青山有幸埋忠骨,沁河潺潺颂英灵。王光用自己如花般的生命时光,谱写了一曲嘹亮的共产党人信仰之歌;用短暂的生命,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高贵的精神品质,树立了一座共产党人不朽的精神丰碑。

  “有国才有家,国没了,哪儿还有我们的家。”

  王光,1920年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一个贫苦家庭,从小被卖到地主家当丫头,因不堪忍受虐待而流落街头,后被好心人送到安邑县政府,时任运城中学教务主任的吕程九和夫人宋明英闻讯后,将她领到自己的妹妹家——运城大胡家巷的吕玉卿家里。吕玉卿和在运城盐务局工作的丈夫王廷芳将之收养,取名兰香。养父母对小兰香倍加呵护,视如己出,送她读书学习。王兰香的舅父吕程九曾留学日本,开明爱国,经常给她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道理,教导她努力读书,长大报效祖国。在舅父的教导下,小兰香学习成绩优异,考入了运城女子师范学校。期间,班主任、国文教员张吉辰经常给学生介绍进步书籍,指导学生阅读鲁迅等作家的作品,品学兼优的兰香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萌发了向往革命的思想,养成了忠贞坚毅的品格。

  1938年3月,侵华日军攻陷运城,运城女子师范学校被迫解散。18岁的兰香随养父母到伊氏县(今运城临猗县)罗村亲戚家避难。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县政府驻扎在罗村。兰香耳濡目染共产党人的抗日举措,毅然加入到抗日运动中,她积极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宣传抗日。母亲担心她的安全,劝她待在家里。她耐心地做父母的工作:“有国才有家,国没了,哪儿还有我们的家。”并经常把舅父讲的道理说给父母听,让他们支持自己的工作。随后她参加了抗日大众剧团,在剧团,她发挥自己的特长,把群众中发生的抗日救国的英雄事迹和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编排成节目,搬上舞台。她们还时常冒着生命危险到距离敌人只有四五里路的村子去演出。她排演的《放下你的鞭子》,演了一场又一场,激励了无数青年人报名参军,走上了抗日战场。在剧团期间,兰香的舅父来信,要把她们全家接到西安,舅父还专门给兰香写了一封,希望她能到西安继续读书,家人离开时,从村里雇了一辆马车,绕道抗日剧团门口,劝她一块儿走,但兰香坚决地拒绝了父母,“我已经加入了抗日的队伍,我喜欢这样的工作,等抗战胜利了,一定去看望父母和舅父。”

  就这样,拗不过兰香的养父母只得和她依依惜别。没承想,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革命前途是光明的。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的革命事业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所以我要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光。”

  1938年冬天,在稷王山边区委员会工作的王兰香和苏志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互帮互助,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当时,王兰香是边区工委妇救会最有文化的一个,她热情、活泼,工作之余,组织妇女识字、认字,宣讲革命道理,深得大家喜爱。不久,王兰香受党组织派遣,到乡宁牺盟中心区党训班学习,经过短暂的学习,她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

  1939年6月,王兰香在稷王山根据地的南文村,在时任稷王山工委书记李承儒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的那一天,她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光。“革命前途是光明的。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党的革命事业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所以我要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光。”王光立志救国救民,为革命事业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同年秋,她与志同道合时任212旅54团二营指导员的苏志乾结为革命伴侣。虽然聚少离多,但二人始终目标一致、信仰坚定、情投意合。入党后的王光,负责罗村、翟村一带的妇女救亡工作,她经常给妇女们讲解抗日道理、教唱抗日歌曲;鼓励她们冲破封建家庭观念的束缚参加抗日,使这一带的妇女救亡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王光也被妇女们亲切地称为“革命的大姐姐”。经过锻炼和学习,并受战友马保珍、蒲安修等革命青年的影响,王光的抗日信念更加坚定。1939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位于临猗县大闫村的联络点遭到破坏,执行任务的王光,深夜来到时任村书记王敬文父亲家里传递消息,一时无法脱身,情急之下,她让王敬文父亲帮她剪掉长发,剃成光头,女扮男装,才得以走脱。

  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了“晋西事变”,按照党组织决定,王光被编入山西新军212旅民运大队,从稷王山转移到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县沁源县。不久,党组织又送她进武乡县蟠龙镇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太行分校学习。在抗大分校学习期间,王光做事干练、品学兼优,称得上是文武全才。无论是练兵场上还是马列理论研讨上,王光都有出色的表现,同学们都喜欢她、佩服她,抗大分校校长十分器重她,选派她担任了女子七中队一班的班长。当时,抗大的条件十分艰苦,睡的是土炕,铺的是杂草,枕的是砖头,经常还要到60里以外的村子里背粮背菜,王光总是跑在最前面,把自己同男同志一样看待。毕业时,组织根据王光的表现,决定让她留校当教官,王光却坚决要求上前线。她说:“我不怕吃苦、不怕牺牲,我要到第一线去打鬼子,解救受苦受难的同胞。”看到王光的态度如此坚决,学校批准了她的请求。

  1940年2月,王光随212旅转战沁源抗日根据地搞民运工作,负责军需的供给。由于工作需要,1941年3月调至岳北区安泽县一区搞民运和群众工作,当时,部队急需一批物资,王光自告奋勇,和一名男同志假扮夫妻,突破敌人封锁线,前往西安采购,为部队采购回大批物资,解决了部队急需。购买完物资,已经没有了返回的路费,她找到了在西安的婶娘家,借了100块银圆,婶娘还送给她一件衣服,当时王光还坚持打了一张借条,说“这是革命纪律”。在这期间,王光各方面的能力都有了更大的提高。

  1942年5月,王光被任命为冀氏县一区副区长。一区辖兰村、孔村、范寨、凤池、冀氏、马寨、王村、李庄、辛庄9个村,是全县施政难度最大的一个区,日伪军在府城、草峪岭设立据点驻兵,各村已被迫成为维持区和半维持区。到任后,她深入各村,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反奸清算运动,她吃在百姓家,住在百姓家,与老百姓同甘共苦,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大家都把她当成了自家人,工作顺利开展。在得知辖区内,反动的“红枪会”活动猖獗时,王光一人独闯“红枪会”巢穴,用真枪戳穿了“刀枪不入”的谎言,收复了“红枪会”,稳定了一区局势。同年10月,日军在冀氏县一区附近增设据点,妄图加强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驻地日军分队长佐木三郎扬言要在一个月内把一区变为“治安区”。王光和冀氏县游击大队取得联系,同冀氏县游击大队副政委孙斌带领三个班的战士,装扮成百姓出殡办丧事,把机枪藏在了棺材里,他们来到了炮楼前,在日军开棺查看时,突然对敌袭击,一举消灭了30多名日伪军,当场击毙日军分队长佐木三郎,震慑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战斗中王光机智果断,不顾个人安危,带头同鬼子拼杀,被大家誉为“铁娘子”。驻守府城的日军中队长,听到日军分队被全歼的消息后,暴跳如雷,发誓要抓住王光报仇。

  1943年4月,23岁的王光被调任冀氏县四区担任副区长,四区是新开辟的一个区,辖东上寨、北孔滩、东唐村、官庄、司马、白村、郭都7个行政村,情况更为复杂。来到四区后,王光积极协调开展工作,批斗地主,挖出陈粮,当即分给缺粮户度荒,取得了减租减息的首场胜利。她同时任区农救会主席的董肃一起,白天组织民兵开展训练,帮助群众开荒种地,夜晚举办夜校,讲述革命道理,积极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冲破封建束缚参加抗日,并组织妇女为部队制作军鞋。村里有位女同胞,婚姻被父母包办,她得知后,多次上门做工作,使其摆脱了封建婚姻的枷锁,争取了婚姻自由。由于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太岳根据地屡遭烧杀抢掠,加上蝗灾和旱灾,还有河南逃荒的难民,冀氏县根据地愈加困难,大家只能靠野菜、树皮、树叶充饥。

  为了渡过难关,党中央号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延安带头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太岳区根据地也开荒种地纺棉织布,王光和董肃带领妇女学纺棉花,虽然第二天两臂都酸痛得抬不起来,还是互相鼓励继续干。他们还向当地百姓学习织布染布,把柳树叶砸成糊,把白布染成草绿色,用草灰浸泡染成灰布;把开荒种下的玉米全部交了党费。当时,日军的“扫荡”非常频繁,王光和董肃率领四区的民兵,辗转在周围的深山、河谷,不断袭扰日军,使日军疲于奔命,却始终连她们的影子也见不到。

  1943年,日军对岳南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钳形合围”“铁滚扫荡”,扬言要变根据地为“无人区”。王光兼任四区反“扫荡”总指挥。为了保护四区群众的安全,王光率领民兵在周围山上打游击,同日军兜圈子。10月的一天,她率领上寨村民兵掩护群众转移时,同进山“扫荡”的日军相遇。为了引开敌人,王光有意暴露自己,向日军连开两枪,向另一条山沟跑去,在此期间,王光不幸被日军乱枪击中左腿。当时她身上唯一的武器就是一枚手榴弹。为了拖延时间,直到日军追到跟前,她才忍着剧痛甩出了手榴弹,谁知竟没有爆炸。王光不幸被日军抓获,残忍的日军,把她拴在马后,拖行了十几里,到达日军驻地辛庄村后,把她捆绑在辛庄庙前的柱子上。

  当日军小队长,从汉奸口中得知,他们抓到的就是有名的抗日女区长王光时,竟激动得哇哇大叫起来,因为王光的名字对于他们来说早已如雷贯耳。他们迫切地想从王光口中打探八路军转移的地点、粮食的埋藏地点等信息,但是均被王光的痛骂怼了回去。穷凶极恶的日军,眼见无计可施,就对王光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兽刑,他们先是割掉她的耳朵,疼得王光昏死过去,接着用冷水泼醒,清醒后的王光,对鬼子怒目而视,高声大骂,恼羞成怒的鬼子又割掉了她的舌头,紧接着挖出她的双眼,割下了她的鼻子,之后,他们的残忍达到了极限,用刺刀挑开了她的胸膛,挖出了她的心脏……一代巾帼女英雄,壮烈牺牲,年仅23岁。据村民董好英的孙女程宇红回忆,奶奶在世时,曾经多次给她讲过王光的事,奶奶和她父亲是最后见到王光的人,“当时,奶奶领着6岁的父亲,在山上躲藏,还同王光说了话,王光还安抚奶奶让她和父亲藏好,没多久,远处便听到了枪声,后得知王光被捕。听奶奶说,那一晚,她看到村里小庙周围冲天的火光,王光凄惨的叫声持续了整整一夜……”

  日军撤退后,躲避“扫荡”回来的民兵和群众,四处寻找王光的下落,最后大家在辛庄村大庙前发现了一片血迹,前走几步,又发现了一片松软的浮土中好像埋着什么。老乡们挖开土一看,竟是王光被日本鬼子残害得血肉模糊的遗体。大家含着眼泪、忍着悲痛整理她的遗物时,有一样东西让老乡们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就连在场的男人都失声痛哭起来,这样东西,就是婴儿的小肚兜。这个肚兜让老乡们知道了,王光毅然引开敌人时,她抛之脑后的不只是她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已经孕育在腹中的胎儿。

  “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区无数英雄儿女用生命筑成了一道血肉长城,王光就是一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

  王光牺牲后,中共冀氏县委、抗日民主政府为王光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太岳三分区政治部发出通报,宣扬她的英雄事迹,以“巾帼英雄、血溅山河”缅怀这位抗日女英雄,把她安葬在辛庄村松柏常青的北山脚下。1947年,太岳二专署在翼城县烈士陵园为这位女英雄立碑纪念。碑文写道:“冀氏区长王光,身虽女辈,然在反‘扫荡’中,从未稍后,只身遇敌,因忠贞不移而遭剖腹。”

  王光牺牲多日后,在太岳三分区政治部工作的苏志乾才得到了她牺牲的消息,当时如五雷轰顶,无法自抑,一口鲜血从胸中喷出。结婚以来,两人情真意切,但很少相聚,谁知半年前一别竟阴阳两隔。新中国成立后,苏志乾曾多次来到墓前,为王光扫墓。每次来扫墓,苏志乾都无法控制自己,失声痛哭,在场的陪同人员无不落泪。哭声里是对妻子的思念,是对未出生孩子的心疼,是对战友的怀念,这一切,只有深深地埋藏在老人心里了。多年来,苏志乾每年都从自己的工资中,取出一部分,寄给王光烈士的母亲,替爱妻尽孝。苏志乾去世后,其儿女们才从母亲和父亲老战友的口中,得知了王光烈士。他们时常来安泽,给未曾谋面的王光妈妈扫墓,以寄托他们的哀思,了却父亲埋在心底的愿望。

  2006年3月7日,中央电视台《永远的丰碑》栏目报道了坚贞不屈的女区长王光的事迹。报道中这样说道:“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区无数英雄儿女用生命筑成了一道血肉长城,女区长王光就是一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寥寥数语,把一个民族女英雄推到了世人的面前。

  2021年6月22日,电影《红光》开机仪式在安泽县良马镇小李村举行。省电影家协会主席杨志刚出席开机仪式。影片制片方、主创团队及王光烈士亲属参加活动。

  2022年6月29日,电影《红光》在太原市保利国际影城举行首映礼。临汾市委书记闫晨曦出席并致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闫建国,副市长王云,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和安泽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山西永鑫能源集团负责人,以及《红光》电影主创团队和演职人员参加。

  闫晨曦在首映礼上表示,《红光》电影上映,是临汾市弘扬红色革命精神、激发全市干部群众为国奋进的号角。临汾是革命老区,是全省建党较早、成立工农武装最早的地区之一,是太岳革命根据地、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英雄的土地、革命的土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革命与建设历程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令人敬仰的英雄人物。

  7月5日,该片在全国公映。

  近年来,安泽县委、县政府紧扣文旅融合发展主题,依托全县丰富的红色资源,全力打造了八路军太岳革命根据地党史红色教育基地。同时,抢抓研学旅行政策机遇,倾心打造了精品红色研学路线,开发了优质红色教育课程,有力推动了全县研学产业蓬勃发展。

  电影《红光》的拍摄是对王光烈士的深切缅怀和歌颂,也是对安泽光辉革命历程的浓缩和再现,将对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基因、展现安泽风貌、提升安泽形象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青山有幸埋忠骨,哀思无尽悼英魂。王光烈士用短暂的生命历程,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高贵的精神品质,树立了一座共产党人不朽的精神丰碑。

  记者 陈明 亢亚莉 通讯员 李海生


电影《红光》剧照


     

责任编辑: 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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