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曾四次踏上临汾境域，太岳山麓，汾河岸畔，邓小平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气魄和睿智决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于1937年9月中旬，和朱德总司令、任弼时主任等同乘一条船，东渡黄河，辗转抵达晋东北前线。

    毛泽东同志针对战局变化和日军的战略企图指出，我军在山西，集中于五台山一区难以立足，“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这样互为犄角、密切协同，在日军压力面前才能站得稳、顶得住。”经总部研究，到晋西南“适当部署”的重任，交由邓小平担当。10月中旬，邓小平率领傅钟、陆定一、黄镇等总政宣传部、民运部的一些同志，还有韦国清带领随营学校的3个队，总数不过五六百人，远离主力部队，单独向晋西南开进。10月下旬，抵达吕梁山下，驻汾阳县三泉镇、孝义县下堡镇等地。根据邓小平的安排部署，总政机关干部和随营学校人员分散在孝义、平遥、介休、永和、石楼、蒲县、隰县、大宁8县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组建抗日武装，筹粮筹款，建党建政，开展抗日工作，这一带迅速掀起了抗日的热潮。

    1937年底，接到结束工作返回总部的指示，邓小平率总政宣传部、民运部的部分同志和随营学校4个队（途中扩编1个队）离开孝义县下堡镇，挥师南下。按照朱、彭、任首长指示，赶年底前抵达洪洞县与总部会合。总部领导听取了邓小平关于其一行孤军深入吕梁山脉、开辟晋西南抗日工作的汇报后，对他们的出色工作表示十分满意，给以充分首定，并向他通报了当前山西抗战的形势。

    1938年1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会议（又称高级干部会议）在洪洞县马牧村召开。这次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精神，研究和确定了坚持华北抗战的战略方针。邓小平出席了会议，并与刘少奇、朱德等北方局领导和八路军总部首长们一起，认真分析了当前华北抗战的局势，围绕华北党的工作，抗日武装、政权建设、群众工作、军事斗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开创抗日根据地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在大敌当前、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确定了誓死坚持华北抗战，坚决抗击日寇侵略的大政方略。部署和指挥八路军及广大人民群众独立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争，依托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

    1938年1月12日，邓小平在洪洞撰文《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详细具体地阐述了关于动员征集新兵及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此文刊载于1938年2月12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上，对当时八路军征兵扩军坚持敌后游击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1942年春，日军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给根据地造成了一定损失。为了扭转局面，准备对付将来更大的困难，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刘邓决定，刘留太行，邓去太岳。

    3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第129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同志，率772团到达太岳军区驻地沁源县闫寨村，后又抵达安泽县石槽村一带。

    4月26日，中共岳南地委在冀氏县石槽村（今属安泽县），召开了由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县大队和群团组织负责人参加的党政军群领导干部会议，邓小平和薄一波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是决定岳南未来局势和发展前景的重要会议。在邓小平和薄一波的主持指导下，会议对开辟岳南以来的工作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回顾总结，指出岳南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在执行政策上“左”右摇摆，主要是右了；在群众工作中消极被动，主要是畏首畏尾；对于对敌斗争是忽视的。邓小平指出：岳南地处太岳区前沿，是联结太岳区与中条区的要道，要尽快把这块“宝地”巩固起来，为在中条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创造条件。巩固和建设岳南根据地，要依靠军队打开局面，迅速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发展民兵、游击队，壮大党的组织，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打击的目标集中对向日伪军。邓小平又具体指出：要利用阎锡山第61军西撤的有利时机，抓好两件事。一是组织几支精干的小部队，配备一定数量的党政干部，轻装深入到浮山、翼城西部的临汾、襄陵等地区，开展抗日工作，迅速建立抗日的县、区、村政权，建立民兵、游击队。二是坚决消灭日、伪操纵的红枪会反动武装，捉拿会首，打击反动的上层分子，争取广大会众，迅速稳定沁水、士敏两县的局势，建立抗日的社会秩序。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会议经过讨论，在统一思想和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确定了转变岳南局势的策略方针，同时对开展各县抗日工作和消灭红枪会反动武装作了具体部署。这次会议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开创岳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石槽会议之后，中共岳南地委认真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和石槽会议的具体部署，抓住机遇，发展自己。集中党政军各方面的力量组建了两个行动委员会。一个由岳南军分区副政委带领，以第16团参谋长周学义率第3营为骨干，结合当地的党政干部，负责开辟塔儿山以西地区的工作。一个由岳南专署行政科科长田杰三带领，以支队长景仙洲、政委曹博生率汾东支队为骨干，配属当地干部，在临汾、襄陵的东部地区开展工作。在塔儿山地区歼灭了阎军61军撤退时留下的保9团，随之第61军的汾东办事处也告垮台，顺利完成了中共太岳区党委提出的“控制塔儿山，开展同蒲铁路线敌占区工作”的任务。

    在邓小平视察岳南及石槽会议后的几个月内，太行、太岳军民积极展开了反“蚕食”斗争。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以武工队、小部队主动深入敌占区开展军事政治攻势，5月至7月共摧毁日伪组织1064个。岳南地区先后建立和恢复9个中共县委和抗日县政府，30多个区政权，可控人口达到近9万人。与此同时，各县区武委会、县大队、区村民兵组织相继恢复建立，农、青、妇等抗日救国群众团体也随之恢复组建。经过深入宣传，群众也普遍发动起来，逐步开始实行减租减息，努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岳南地区的抗日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从而使岳北、岳南和中条地区连接起来，为之后开辟豫北、豫西创造了有利条件。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在岳南抗日根据地遇到极端困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不负重托，不辱使命，睿智决策，力抗九鼎，扭转乾坤，为开创太岳抗日新局面立下了卓越不朽的历史功勋。（张国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