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队之歌》大家耳熟能详，这激扬在炮火中的歌声鼓舞无数中华儿女走上抗日前线，为救亡图存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至今，那熟悉的旋律还传唱不息。可是，知道《游击队之歌》诞生在临汾的人却不多。临汾为什么会诞生这催人奋进的歌曲？那是由于抗战之初临汾曾是北方的抗战中心。

    1937年，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移驻于临汾的刘村镇，八路军学兵队和八路军的一个炮兵团也成立驻扎在这里。北方局刘少奇书记同周恩来副主席都曾在这里指挥抗日，因而临汾曾是北方的抗日中心，抗日前线。许多志士仁人、知识精英都云集临汾，呼吁抗日，无数热血男儿随同八路军由此开赴抗战前线。

    这一天，当丁玲迈着疾速的脚步逼近临汾古城，隔着汾河她就发出了惊叹：临汾真是一个少见的大城啊！在朦胧的晨曦里，整齐而悠长的雉堞和美丽的城楼巍然坐卧，像是招引着她和她的战地服务团。同志们兴奋地喊着加油啊，唱起歌曲朝临汾飞奔。

    丁玲一行是从延安来的，那是1937年。一过黄河他们便受到大宁县群众的热烈欢迎，离城二十里就有骑兵列队等候，城外五里上千名民众已等待一个钟头了；到了隰县，迎候的人居然赶到八十里以外。临汾虽然没有人迎接他们，可是热情一点儿也不逊于大宁、隰县。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迫使不少老百姓躲出了出去，但是，留守在城区的人们抗日激情却空前高涨。夜晚战地服务团演出时，那热闹的场景让丁玲终生难忘，她用手中的笔记下了这热血沸腾地情形：人头从台脚下一直密密地展开到远远的墙角。五千个人，一万只手，吼声震天，然而次序井然，台上只要大声点，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

    嗓子都喊哑了，兴奋的红色在脸上浮着，眼睛放光，台下人同台上人打成一片，一致的向着光明的勇敢的精神，把人群都伟大化了。这印象将成为最美的，最可纪念的留在心中。

    丁玲为之兴奋的那个广场，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洪炉台。那个响亮的名字就诞生于抗战时期。洪炉台是个简略的名字，原名是抗日救亡洪炉台。顾名思义，洪炉台就是宣传抗击日寇的思想大熔炉。我走访过上了岁数的过来人，他们就在洪炉台下看过战地服务团的演出，曾为那激情飞扬的节目流过泪水。不只是流泪，擦干泪水走上抗日前线的热血男儿何止千万。在我那离城二十里的小村，走出过一位开国大典时指挥第一辆装甲车通过天安门的军人，他曾是乡亲们翘指赞誉的骄傲。开国大典二十多年后，我成为一名民办教师站在了小学校的讲台上，他笑眯眯回家探亲。我请他到学校给学生演讲，才知道就是洪炉台的激情感染了他，他将在城里卖了柴禾的扁担交给伙伴捎回家里，自己则毅然从军奔向打鬼子的前线。

    洪炉台的激情燃烧着一个城市，燃烧着一个时代。杨朔来临汾的时候也感受到了这里的激情。他的来法和丁玲不一样，是坐火车来的。那时候的火车站还被城市甩在外头好远，他是夜里来的，一下火车就跌入了灰暗之中。

    路灯的光色有限，只能将黑暗变为灰暗。因此，他对临汾的印象绝不像丁玲那样光明，而是像灰暗的夜色一样灰暗，他孤独、焦烦，不时把行李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里。

    想进城，怕城门不开；想住下，敲过几家店门，全住满了，不是旅客，而是队伍，这儿的栈房差不多完全变成了军营。日本鬼子已占了北面不远处的介休，临汾成了抗日的前沿，正挺起胸膛抵御敌人的炮弹。

    在一个小店熬到黎明，一位车夫送他进城，外头却起风了。天上是黄土，地下是黄土，风把黄土卷到半空，于是天地搅成一片愁惨的黄色。他坐在粗糙的牛车上，翻起大衣的领子，俯着身，依旧不能抵御风沙的侵袭。他的眼眶、鼻孔，埋葬着多量的细尘。尘灰漫天回旋、滚转着，十几步以外便是一团模糊。以至杨朔疑心这是弥漫着枪炮硝烟的战场。就在这时，杨朔看见了挺进的战士，他们背着军毯、步枪、手榴弹……挣扎在吼叫的北风里。

    队伍经过杨朔身边时，他清楚地看到是好长好长的一列。他们艰难地走过去了，后面却紧跟着行走更为艰难的辎重队。两辆满载军火的大车后头跟随着一小队辎重兵，每人挑着一担子弹。子弹那么重，扁担被压得微微弯曲着，战士的脚步也摇晃不定，似乎随时都有被大风吹倒的可能。杨朔不由得为战士们揪心。

    这时，坐在车辕边的车夫猛然跳了下去，对他说：“我不拉你啦，先生。”杨朔正惊愕，就见车夫指着步履蹒跚的辎重队说：“我得帮他们送东西。”车夫撂下杨朔载着战士的武器去了，他又陷入了刚下火车时的孤独，但是却没有焦烦了。他在《征尘》一文中写道：“我的心是活泼而轻快的，虽然我是那样吃力地踯躅在风暴里。”还没有进城，杨朔已感受到了洪炉台的激情。是啊，洪炉台的激情熔铸着每一个临汾人，车夫也不例外，甘于迎着风暴开赴前线。

    丁玲和杨朔来到临汾的时候，萧军、萧红、聂绀弩也来了，他们是受李公朴先生的邀请前来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的。那时，萧红和萧军的婚姻已经出现了裂隙，可是，这革命大洪炉的熊熊烈焰燃烧出的情愫排遣了内心的忧伤，萧红很少将内心的波澜显现在脸上。丁玲目睹着她苍白的脸，紧闭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觉得都很亲切。她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抗日的热情激荡着她们，萧红为救国亢奋，忘掉了自己的忧虑。

    其实，最受激荡的该是贺绿汀。只是，那首《游击队之歌》没有唱出时，无人窥得见他心中的激浪。贺绿汀也是从武汉来的，更准确地说他是从上海来的。“八一三”事变，日寇侵占上海，他正在国立音专深造。三年前贺绿汀曾因《牧童短笛》获奖，并一举成名。此时，他看到千百万生灵在遭受蹂躏，千百万英杰走上抗日前线，再也无法继续沉默。他身背小提琴加入到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成为一名抗日文艺战士。救亡演剧队从徐家汇南站出发，沿新建的“苏嘉路”奔赴前线。途中遭遇大轰炸，铁路桥被炸断，他们改走水路。他和演剧队坐船到武汉，稍加休整，又从开封、郑州、洛阳一路走来。沿途难民拖儿带女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刺痛着他的心；抗日游击队与敌周旋，神出鬼没地打击鬼子的事迹激动着他的心。心脏的律动随着时代的风云剧烈变化，而变化最为激烈的还是临汾这炽热的氛围。不光是洪炉台歌声演艺的激情，此时，洪炉台的激情已变为临汾的激情，临汾处处燃烧着抗日的烈焰。

    尽管贺绿汀居住在临汾城西的刘村，也被那烈焰燃烧得激情高亢。这一夜，他失眠了，内心的激情驱使他愤然走笔。他挥毫舞墨，纸页上留下了激动神魂的旋律：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那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油灯燃尽了，黑暗并没有笼罩小屋，此刻曙光已喷薄于东方天际，贺绿汀的心声唱亮了一个崭新的日子。一首震撼北国江南，塞外边寨的《游击队之歌》就这样诞生了。

    当然，首先唱响的是临汾，是洪炉台。“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这歌声感染了无数的志士仁人，别人的感动还在后来，萧军却是坐不住了，他告诉萧红，临汾要是沦陷，他将奔赴深山去打游击。他真的要走了，在临汾火车站与南下西安的萧红依依惜别。

    《游击队之歌》广泛传播是因为1938年的春节公演。

    这天，洪洞县高庄正在召开八路军高级将领会议。晚上的文艺演出中，演剧队合唱了这首歌。在前排就坐的有朱德、徐向前、任弼时、贺龙、刘伯承以及卫立煌等将领，贺绿汀亲自指挥演唱。虽说没有钢琴，没有乐队，只有欧阳山尊的口哨伴奏，但是，因为大家感情充沛，情绪高昂，特别鼓动人心。朱老总连连夸奖写得好，唱得好！观看演出的将领们都说，战士们需要这样的歌，希望演剧队能够下连队教唱。从平型关战役归来休整的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即将率领部队开赴前线，他急切请贺绿汀和演剧队马上就去，教会就出发。贺绿汀他们立即分散下去，一个连，一个连的教唱。刚教完部队就启程，那天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战士们唱着《游击队之歌》前进，威武雄壮。

    送走六八五团，演剧队继续下连教唱，可是，所到之处歌声飞扬，大家都在唱《游击队之歌》，根本不用再教。

    就这么《游击队之歌》不胫而走，传遍大江南北，唱响了中华民族的抗日心声。（乔忠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