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孙复

王智刚

　　儒家之学从竹简和书籍里洇散开来，一团团水晕滴渗成一条河流的源头，一路接纳，一路丰腴，到宋代，儒学的流淌陡然变得无比宽阔，烟波浩渺，舟楫纵横。这是因为，唐末宋初，儒者们前赴后继地拓宽了河岸，不再拘泥于经学的训诂与释义，他们仰望星空，而后又默默回返小屋，在红尘滚滚中面壁而思，重又推开门扉时，春阳乍暖，一树树山桃花夭夭灼灼，这些炯炯的目光里有了豁然开朗的神采，他们直抵儒学的源头，开始用自己的见解重新解释孔孟，扯来几尺佛学的绫缎，再在道家的包袱里摸索了许久，他们重新收拾儒学，让儒家经典焕然一新，并和现实丝丝相扣。于是，这些被后人称之为道学或理学的系统之学激荡起来，波澜起来……从周敦颐，到二程，到朱熹，从此，儒者们的思考浸润并塑造了整个社会。

　　被称之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临汾人孙复便是其中的先驱者。

　　一

　　虽然几考进士不中，但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宋初士人们昂扬的精气神同样在孙复的血液里流淌。他退居泰山著述讲学，这座声名远扬的山脉接纳了在仕途上跌跌撞撞的儒者，从此“相看两不厌，只有泰岳山”。史书说孙复“洪音琅琅响齿牙”，“终得圣人意思”。这里的“得圣人意思”主要是指“得《春秋》”。孔子所撰的《春秋》是一部编年史，有弑君，有亡国，有灾异，有大小战争，虽然过于简约，只是大事记式的记载，但孔子以儒家思想为评判标准，表明了自己对史实的爱憎。孙复把精力主要放在了《春秋》的解读上，他著有《春秋尊王发微》，所谓发微，即阐发微妙之处，其实，就是借《春秋》抒发自己的主张。孙复似乎是在还原那个伟大的圣者，其实是在踏进一个充满个人色彩的活力四溢的新的门槛。譬如，孙复力主“尊王”，贬斥春秋诸侯对周王室的离散，他甚至对乡人晋文公们的文韬武略颇有微词，认为诸侯盟会是“众心离贰，忠心殆绝”。独尊王室，提倡效忠，这在经历了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动荡的宋初有着可贵的现实意义，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当然是宋帝国政治的第一需要。

　　孙复同时唾弃“以词赋取人的隋唐之制”，他认为这种“使天下之士，皆奔走于声病偶对之间”的事情诚该休矣。词赋能怡人、能修身，但更重分量的人才当然是能指点江山、经纬天地。科举制本来就是儒家的一次成功的设计并深深地烙上儒家的理想：学问面前从此人人平等，“血而优则仕”变为“学而优则仕”，这是历史的进步!孙复之后，这个“学”拥有了更广阔的内容。

　　二

　　中国传统读书人和士大夫有两个理想，一是辅佐明君，二是作帝师，使辅佐之君成为明君。孙复是后者，他甚至比后者走得更远，他想的是万世事。所以虽为一介书生，孙复却赢得了士林的普遍尊敬。

　　孙复的弟子石介也是宋初“三先生”之一，人称徂徕先生，客人来访，早已声名鹊起的石介，在老师面前没摆一丁点“谱”，毕恭毕敬，侍立左右。

　　范仲淹儿子——人称“布衣宰相”的范纯仁也曾求学孙复，是孙复的得意弟子。知师者莫若弟子，石介、范纯仁的侍立是对先生学识的侍立;范仲淹欣赏孙复，从石介口中得知“先生非隐者也”之后，妥善斡旋，推荐孙复在朝廷讲说。这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代名臣，抬举一名书生其实就是抬举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宰相李迪当年曾为状元郎，也为这位连进士门都没有迈进的书生所折服，他甚至自作主张，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孙复。在一个门应当之户应对之的社会，宰相替侄女的选择，表达的其实是两代人对儒者的倾慕;孙复在任国子监直讲时，宋仁宗多次来听课，并赐给孙复绯衣银鱼，这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孙复卧病期间，有大臣建言仁宗，安排人到先生床前听讲，笔录先生的见解，结果得书十五万言。这种对孙复学识殷切的抢救似的打捞，彰显了一个学者的全部尊严与价值。

　　三

　　孙复去世，主盟文坛、鼎鼎大名的“醉翁”欧阳修为他写下了墓志铭：“先生治《春秋》，不惑于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这是说，孙复研读《春秋》，不盲从旧的传注，又不用偏颇的言论来扰乱经典，他的解说简单明了，尤其是对当时诸侯、大夫的功劳罪恶，剖析的非常清楚，以此来考察历史的盛衰，并推见王道的治与乱，合于经书本义之处比比皆是。

　　正是由于孙复们的努力，看上去巍巍乎的经学和哲学出现了解构后的重建：其一，冲破传统的茧壳，一条更加锦绣的经学之路逐渐清晰。其二，站在时代的分割线上，新的见解从古纸堆里卓然而立。其三，佛学和道学的光芒也映亮了儒家的典籍，即所谓“援释入儒”、“援道入儒”，儒、释、道的渗透让彼此获益。而这一切一起为理学的最终创立准备了条件。自春秋时孔子创立儒学，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宋理学的系统体系。儒家文化从当初的“一枝红杏”，终于拖曳出万紫千红。广泛的认同与接受，使儒家文化渗透到我们的血脉，从而成为我们民族性的基本特质。

　　——这，就是孙复们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