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院里

杨凤鸣

　　汾西县申村，有一座四合院，人们唤作“东院里”。那是我家的老院。

　　父辈们也说不清院子的来头。进入四合院，要穿过两道门。正房坐北朝南，建在约莫一米高的台阶上，台阶两边各有两根尺把粗、几米高的木立柱，直穿顶厦。正房的门楣上，曾挂过“烈属”的匾牌，烈士是我的四爷爷，名叫杨玉山，牺牲在解放临汾的战役中，那一年，他20岁。

　　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记事起，我家就住在二道门打对的那间西厦房里。记忆中，那时虽缺衣少面，我们做孩子的却从不愁容满面，平日里快活得要死。院子里像开着幼儿园，我们堂兄妹十几个，每天从早到晚哭闹、欢笑声不断。白天，踩着厚重石条砌筑的台阶，上到窑脑上，抓蒿草里的飞蛾，在木板铺就的厦上，咚咚地跑，听滚雷一样的响声;漆黑的夜里，从火炉里抽出柴火，在手里转圈圈，满院星光飞溅，要是有月亮的晚上，那更不得了，三更半夜不睡，在月光里捉暗暗(捉迷藏)。那时候，大人们每天在地里干活，好像也不管我们，任我们无法无天地害。饿了，着急忙慌地掀起扣在瓮盖上的铁笼盖，黑爪子抓起一个黄窝头，或者红窝头(用高粱面做的)，一边往嘴里塞，一边往外跑，生怕错过占据大门或二门的有利地势，影响“开火”(我们经常兵分两派，以土疙瘩或木棍为武器，像电影里一样“打仗”)。下雨天的时候，“故事砖”(我们当地把有年代的、体积大的砖叫“故事砖”)墁铺的院里积了水，像村头的泊池，成了我们的天堂，除了光着脚在水里奔跑着打溅溅，再就是偷偷撕掉母亲用来夹鞋样、夹丝线的厚书，叠制“一人船”“二人船”“三人船”，迫不及待地往水里放，再脸红脖子粗地争吵，“你撞了我，我碰了你，我的进水慢，你的翻得快”。

　　东厦房的台阶也成为过我们的训诫台。那一年，听说姑姑要来，堂兄妹就聚在一起，秘密商议去接。那个春天，路上浮土很厚，能埋住脚脖子。我们拿着泛绿的柳枝条，甩打着浮土一路前行。现在回想那场面，用“狼烟四起”来形容也不过分，不是战场胜似战场。中午吃饭的时候，大人们才发现娃们集体失踪，惊慌之余，打探找寻，知道那一队“人马”朝姑姑家方向去了……追回来的结局是，集体站在台阶上，接受训诫，灰头土脸的我们尽管饿得前心贴后背，也不敢争辩……父辈们一个一个远去，留下的是无尽的念想。

　　也有消停的时候。冬天，院里回响着狼嚎一样的风声，大人们不让出去，说怕冻死。吓得我们只有蜷在炕上。我家有个洋炉子(“铁炉”那时候叫“洋炉子”)，铁皮烟筒悬空穿过土炕，从窗格子里蹿出，炉子上放着一个大大的绿皮镦壶，随着壶盖忽上忽下地扇动，热气从嘴壶丝丝缕缕地冒出。父亲和几个叔伯围着炉子，用黑黑的搪瓷缸子喝着水，端起、放下，放下、端起。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我只是入神地看着，惊讶于他们的肚子真大呀，怎么能装下那一壶一壶的水。

　　吃饭的时候，院里的老小端着有蓝色花纹的粗瓷碗，聚到探门(我们把大门叫“探门”)底下，没有饭桌，或席地而坐，或坐在用麦秸编织的蒲团上，或者圪蹴在一旁，大门底下的闯筒子风，赶着热气。大人们说着南垣、枣洼坡里的收成，我们谋划着“开火”的事，气势压过他们的时候，就被呵斥走，一顿饭吃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母亲每每提起，总是说，那时候多好呀，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哪像现在，生活好是好了，不愁吃，不愁穿了，可一家人你东了，他西了，一年也见不了几回面。

　　除了我们的欢声笑语，院里也会响起大人的哭声。父亲与母亲总因为面不够了，炭烧没了，窝头碱大了，面条煮糊了的事争争吵吵，母亲的哭声回荡在院子上空。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家搬出了老院，至今小40年了。40年来，每次走进老院，一推开那两扇打记事起就吱吱作响的大门，往事就会如水般倾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