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世界六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何时出现国家、进入文明时代这是学术界乃至所有中国人都十分关心的问题。据史书记载，尧舜禹时代是我国最早的文明国家。《尚书》是从《尧典》开始的。司马迁的《史记》是从《五帝本纪》开始的，其中叙述较为具体的就是帝尧和虞舜部分。

    山西临汾古称平阳，史有尧都平阳之说。《汉书·地理志下》《后汉书·郡国志》《晋地道记》《帝王世纪》《山西省辑要》等均有记载：帝尧所都之平阳应在今临汾市西南一带。

    考古发现的陶寺文化与尧舜禹部族有密切的联系。据不完全统计，晋南地区陶寺文化遗址达70余处，主要集中在临汾盆地塔儿山周围的汾浍流域。此中最重要遗址当数陶寺遗址。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东北约6.5公里的汾河东岸，处于塔儿山（明清时称为崇山或崇峰）西麓，该遗址西北——东南最长2400米，东北——西南最宽1800米，面积约400万平方米。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行署文物局合作，对该遗址作了大规模发掘，发现了陶寺文化大型墓地、分级墓葬以及铜器、文字陶器、各种礼乐重器等大批珍贵文物，为揭示我国龙山时代社会等级制度，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等学术课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其后，陶寺遗址的考古工作一度停顿。为充分发挥陶寺遗址在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学术作用，从1999年秋季到2001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又与山西省临汾文物局合作，恢复了对该遗址的发掘，重点是寻找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和城址。经过前后三年共五个季度的发掘、钻探以及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终于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一座陶寺文化的城址。

    城址位于陶寺村西南、中梁村和宋村以东、东坡沟村和沟西村以北的山麓坡塬上，处在陶寺遗址的中心区域上。

    目前已发现城址的北、东、南三个方向的城墙。就现知情况来看，城址方向为312度，其平面为圆角长方形或圆角梯形。城址南北最大距离为2150米，最小距离为1725米；东西最大距离为1650米。城址总面积在200万平方米以上。北面的城址有三道，由北往南编号依次为Q1、Q2、Q3。东面城墙一道，编号Q4。南面城墙有二道，由南往北编号Q5、Q6。在城址东南部Q5、Q6之间，还钻探出一堵方向与Q6垂直的墙，编号为Q7，其北端与Q6相接，长度可确定部分长约50米。西面城墙情况不明，可能已毁于宋村沟。

    陶寺的各道城墙构筑方法不一，有的为夯筑而成；有的墙体为内外两侧夯筑，中间填土踩踏结实；有的墙体则用稠泥加碎石拍打堆筑而成。发掘情况表明，城址的各道城墙均被陶寺文化晚期遗存所叠压或打破，有的城墙还被中期灰坑打破，但有的墙体叠压着陶寺文化中期的遗存。由此可以推断陶寺文化城址年代大致属于陶寺文化中期。但据遗物分析，有的城墙建筑年代略有先后，如北面的三道墙体呈逐步外移之势。在城内，还发现有夯土墙四道，编号分别为Q8、Q9、Q10、Q11。其中Q8呈西北——东南走向，长约200米，宽约4米。估计这些墙体或许会与大城内有小城有关。

    陶寺城址的发现，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可以说，它是我国尧舜禹时代进入文明的醒目标志。

    一、陶寺城址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350年——公元前2050年之间，大致与尧舜禹时期相当。

    二、陶寺城址位于临汾市的南部，其地理位置与尧都平阳以及禹“又都平阳”的历史记载相符。

    三、陶寺城址规模宏大，达200万平方米以上。它比王城岗、平粮台等城址大许多倍，比黄河下游地区最大的城址——山东茬平教场铺城址大100万平方米，也比长江流域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大数十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同时代城址中最大的一座。

    与尧舜禹时期都邑性城址的规模吻合。它的存在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比氏族部落领导集团强大有力的管理机构，它能够调集大量人力物力来兴建这么巨大的建筑工程，并且有能力调集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守卫这座城。“筑城以卫君”。陶寺城址的兴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基于上述时代背景和考古发现考虑，可把陶寺城址作为一个初期国家权利中心已经形成的标志。

    四、城址内在七八十年代清理的1300多座墓葬中（这只占整个墓地很小的一部分），有大、中、小三种规格。几座大墓长3米余、宽2米余，每座墓葬出土有一二百件随葬器物，其中有鼍鼓、石磬、土鼓、龙纹陶盘等礼乐重器和成组彩绘漆木器、彩绘陶器和玉石器。几十座中型墓也有较丰富的随葬器物，出有陶器、玉石器、木器等物。上千座小墓随葬品十分贫乏，有的一无所有。这些情况表明，当时社会确已存在阶级，贫富分化明显。符合古代脱离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从血缘部族蜕变为地域国家的特征。从大墓的规模以及随葬品的量和精美程度来看，都是其他地区同时期墓葬所不能比拟的，这与尧舜禹时代最高层统治者身份相称。有学者甚至把这些大墓称为王墓。

    五、陶寺城址周边的陶寺文化遗址具有分布密集、规模较大的特征。已发掘的曲沃东坪遗址在200万平方米以上、翼城的南石——曲沃方城遗址达300万平方米、侯马市的乔山底遗址达50万平方米，它们距陶寺城址都在三四十公里范围以内。这种情况与尧舜禹时期统治中心区域的繁盛情况相吻合。

    根据上述分析，陶寺城址就是尧舜禹时代都邑性城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经典著作中说，古代社会“在新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因此，我们可以把规模宏大的陶寺城址，视为我国早期国家的物化标志。

    由此看来，临汾地区曾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晋南地区的先民在这里创造了光荣历史。现在，山西省委宣传部和临汾市委、市政府在此举办帝尧古都文化旅游节，展示临汾的悠久历史、灿烂的文化必将促进晋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要继承古代历史的这份光荣，建造幸福家园，继续推动历史车轮，沿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前进。（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梁星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