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汾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寺古城是陶寺文化中期兴建的一处具有都城性质的城址，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它就是尧帝时代的都城。作为尧都的标志性建筑，陶寺观象台遗迹的发现是证实尧都的重要依据。观象台对于这座掩埋数千年后重见天日的华夏古都而言，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一

    由于观象台的重要性，它必须建筑在城址的适当位置，甚至影响到整个城市的布局和结构。考古调查勘探发现陶寺古城基本上呈正方形，但城墙四边并不与正东西方向及正南北方向平行，而是恰好偏转45°。也就是说陶寺城址的两条对角线正好与正东西向及正南北向重合。我们可以说陶寺城址的方向，为(中轴线)北偏西45°，或者说东偏南45°。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一定有某种必然性隐藏在其中，我们必须给予解释。

    《考古》2007年第4期发表由主持发掘者何驽先生执笔撰写的陶寺观象台遗迹发掘简报，公布了一张《陶寺遗址平面图》，从图中一望可知，观象台位于Ⅱ区的对角线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位置，商周以后的城市一般以此为整个城市的正大门，但陶寺古城却将这个显要位置让给了观象台。这个结果也许是当初考古工作者在确定基线、划分区域时没有预见到的，但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二

    兴建一座都城，首先考虑的是方向。《周礼》开宗明义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里的“国”指的国都或者都城，建都城首先要辨正方位，至少要确立四方和四隅八个方位，其次是踏勘和划定城区(国)和郊区(野)，再次就是设立官职，为民立极。前两者实际上是技术性事务，后者才是政治事务。但古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定方位与为民“立极”是一体的，技术活动是政治活动的基础。

    在技术层面上通过“辨方正位”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立极”，确立北极方向，从一个基点指向天空中的北极星，引向大地就是正北方向，在城区中央画出这条线就是“指极线”；第二个是“建中”，确立城市的中心，过中心作城墙的垂线，就是城市的中轴线。这样会产生两条基线，即“指极线”和“中轴线”。自商周以来，中国古代都城形成了以中轴线为基线“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对称分布的基本格局，其“指极线”和“中轴线”是合二为一的。但陶寺古城的“指极线”和“中轴线”是分离的，它们都以城市中心为基点，“极线”指向北极，“中线”指向观象台，两者之间的夹角为45度。

    通过“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建中立极”等一系列活动之后，再来考察陶寺古城的整体布局，我们吃惊地发现，观象台位于城区"中轴线"的南端，处在地势的最高位置，正面东南，朝向塔尔山；背向西北，俯瞰全城。而城址的北角，则落在“指极线”的北端。“中轴线”与“指极线”的分离，是这座城市的显著特征；正是因为观象台附着于城墙，这才决定了城墙的走向。

    三

    上文关于“辨方正位”的解释是从《周礼》的记载中得到的，《周礼》传说为周公所制定，由孔子删定为经典，相距尧帝时代已晚了千余年，那么新石器时代是否能够“辨方正位”呢？答案是肯定的。看仰韶时代的彩陶图案，就可以找到答案。

    大约在公元前三、四千年时，有一颗比较明亮的四等星——右枢星(天龙座α)位于北天极附近，是肉眼能直接看见最靠近北极点的恒星，到了公元前十世纪左右北天极的位置移到另一颗更为明亮的二等星—— —帝星(北极二，小熊座β)附近。因此右枢星是陶寺文化时期的北极星。当年的陶寺人可能就是用“昼参日影，夜考极星”的方法来测定大地方位的。这在今天看来，属于天文大地测量的方法，测得的结果必定是天文大地子午方向，因此我们看不到陶寺古城存在“磁偏角”的可能。

    总之，我们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可以证明，尧帝时代建造观象台必须具备的观念、知识和技术系统，考古发现与文献传说互相印证，陶寺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完全有水平和能力建造大型观象台的。

    四

    天文大地的“四正四维”方位是唯一的，确定不移的，不会因人而异。每一个具体的城址也有自己的“四正四维”，但只有中轴线指向正北的城址才与天文大地方向一致。陶寺古城的方向正好相反，城址的四面相当于大地的四维方向，城址的四维则相当于大地的四正方向。导致这一反常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观象台，因为观象台是要举行冬至祭天典礼的场所，“迎日”活动是祭天典礼的核心内容，而冬至“日出”方向在传统观念上一直认为在东南隅，观象台附着于城墙，那么城墙必须正面朝向东南方向，才有利于“迎日”祭祀活动的进行。

    五

    秦汉日晷可用来测日出入方位。将日晷水平放置，晷针垂直竖立在中央圆心，晷影扫过的区域刻画放射条纹，其阴影区段的圆弧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中的“地平夜弧”，空白区段的圆弧相当于“地平昼弧”；由于日晷水平放置，其昼、夜弧均为地平经差。其空白区就是《周髀算经》所说的“阳照”区，阴影区就是《周髀算经》所说的“不覆”区。冬至昼弧(空白区)最短，夜弧(阴影区)最长，日晷放射条纹必须反映这一极值。

    含山玉版和秦汉日晷的布局证实了“日出入四隅”的观念根深蒂固，流传数千年没有改变。陶寺先民们在冬至举行祭天大典，他们一直相信这一天的平旦“日出”在东南隅，也就是屈原《天问》所说的“角宿未旦”——这里的“角”就是指的“东南角”。为了隆重迎接“日出旸谷”，尧都的天文学家必须将祭天坛场——观象台，对准“日出”方向，连带地观象台的附着主体——城墙，也就只能正面面对东南方了。

    六

    陶寺文化重视对太阳的观测是有由来的。考古发现陶寺早期大墓中有很多罐、盆的肩腹部，用鲜红的颜色涂画几个圆，呈三圆或四圆对称分布，因为彩绘在灰黑陶上，十分显眼。这种现象在其它考古学文化中未之尝闻，我们认为这就是太阳纹。几个太阳图像的对称分布，意在显示不同时节太阳在天盖上的位置，这正是历法用以观象授时的依据。

    陶寺文化罐盆上的太阳纹并没有上下排布，而是呈水平状对称分布。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盖天说”宇宙观的萌芽。

    这种太阳纹陶罐的时代是陶寺文化早期，观象台及城址的时代是陶寺文化中期，二者在时代上虽然不同步，但后者显然继承了前者对太阳的观测，并且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研究表明，“日出东南隅”，是古人对冬至曚影时刻的太阳位置的一种估计，不一定准确，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这是起源时期科学知识的共同特征。因此，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大量文献关于“日出入四隅”的记载，具有某种合理性。

    陶寺古城的选址，应该是首先确定观象台地点，以此找到大地的东南-西北维，作为城址的中轴线；继而在中轴线上确定城市的中心，由中心“引绳希望”北极星，确定指极线；然后“体国经野”，框定城市的范围。于是，城墙的北角落在指极线上，观象台位于中轴线的南端。之所以如此操作的目的，就是要使城墙和观象台正面朝向东南隅，以保证冬至祭天迎接“日出”。因此，观象台是陶寺古城最重要的建筑，它的存在决定了整个城址的结构和布局，也是这个城市的鲜明特色，及其享有高度文明的象征。

    综上所述，陶寺观象台的发现以及陶寺古城的方向，较早地透露出“日出东隅”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可追溯至更早的仰韶时代，使我们在精神文化层面，对中国古老文明起源有了更多的认识。

    北京联合大学历史文博系副教授 武家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