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烈士陵园。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革命英雄纪念碑前讲述着抗战故事。前来祭扫的学生、机关干部、行人，围在他的周围，聆听着故事里的国仇家恨。哪位战士为保守国家机密受尽酷刑，哪位战士撇下妻子一去不回，哪位战士牺牲时还不到20岁……老人的语调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沉呜咽，随着人物命运的起伏，随着战斗的打响、结束，聆听的人群中有人紧紧握住拳头又慢慢地松开。讲的时间长了，老人的嗓音变得沙哑起来，但他仍然力争讲清楚每一个字，这种坚定和真诚感染了聆听的人群，甚至连纷纷而下的小雨，刚抽出芽的小苗都被感染。微湿的空气里，庄严的烈士陵园，一种浓浓的感动扑面而来，一同而来的还有“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情愫。

    这个老人就是八十岁的王泽培。1994年，王泽培从县党史办主任的位置上退休，本应过上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生活，他却一头扎进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发掘民间文化遗产的事业里。

    “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给娃娃们讲党史我最拿手”。王泽培说，他退休前在党史办工作，脑子里装着大量的地方党史素材，退休后，他把这些素材整理成一个个鲜活的小故事，通过报告会、座谈会、故事会等形式，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二十年来，他奔走在各个学校、机关里，以平均每月讲一场的频率讲党史，一共讲了200多场，听众上万人。从年近古稀走到耄耋之年，从两鬓染雪到须发皆白，他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然而那份初衷始终未变。

    存史、资政、育人，在职时的王泽培兢兢业业做着前两项工作，退休后的他把重点放在“育人”上，除了给娃娃们讲党史，他还痴心于编史志。他常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抄抄画画，没有别的本事，我多编些书写些志，就能给后人多留些东西”。

    1994年，刚退休的王泽培着手编写《景毛村志》，收集资料的工作他干了8年，整理的资料装了12个档案袋，垒起来有2尺厚；正式编写工作他干了十年，初稿写了30万字。这部《村志》详细地记录了景毛村的地理环境、先辈业绩、民情风俗等，将上至五代十国，下至公元2010年的景毛历史变迁展示了出来。而这搜集、整理的费用，都是他自己给自己报销。

    村志的编写需要静下心、埋下头，需要核实资料，需要访问各式各样的人。为了弄清楚解放后景毛村的人口情况和粮食产量，他骑着老伙伴“自行车”，背着文革时发的军绿色挎包，装上干粮和笔记本，踏上到县、乡查阅资料的征程。

    当时景毛乡政府的资料还没有建档，资料不分年月，尘土满屋。他一头钻进档案堆里，边整理、边查阅、边记录，常常忙得忘了时间。盛夏时节，酷热难耐，他用满是尘土的手擦汗，弄得满脸都是污泥。在县档案馆查找资料就更加辛苦了，从景毛家里到县档案馆要十多里路，路上坑坑洼洼，他早早起来吃过饭，骑着自行车直奔档案馆，在档案堆里一待就是一天，饿了买两个饼子，渴了找口水。最难的是回家的十多里路，七十多岁的老人腿脚不太方便，又是一路上坡，很长一段路他都需要推着车子走，仅路上就要花费两个多小时，即便在严寒的冬天，他也累得满头大汗。村志写完，王泽培已经快八十岁了，人们都说他完成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讲史育人，修志育人，文以化人。潜心著史修志之外，王泽培和几个老朋友组建了灵泉艺社，自己亲任社长，每月15日定期进行艺术交流。几年后，艺社培养出了6名荣获全国金奖的书法、绘画、面塑、剪纸大家。在灵泉艺社成立4周年之际，王泽培赋诗一首：“灵泉艺社越四载，泉水浇得百花开，争芳斗艳展芳菲，要为社会添风采”。字里行间，老人拳拳赤诚可表。

    退休二十年，王泽培一天也没有闲过，他先后有69篇文章和诗歌在各级报纸杂志发表，有49万字的《襄汾县军事志》，98万字的《襄汾革命回忆录》，23万字《景毛村志》以及《南高刘家兴衰史》、《襄汾县兵防武略初探》等多部著作出版。他还组建起了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当起了村里农家书屋的图书管理员……    当我们把这些身份，这些成绩都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再看看这位王泽培老人，八十岁的他一刻也没有停下的念头，他用他的经历给我们上了最有意义的一课。   通讯员 张建华 邓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