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4年12月19日下午，由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和临汾日报社主办的《中华文明探源随想录》座谈会在临汾日报社举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郭景旭、临汾日报社总编辑王庚星及10余位尧文化专家参加了会议。
    《中华文明探源随想录》是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合心撰写的一篇对“最早的中国”进行探源的历史文化散文，在临汾日报上发表后，引起了广大尧文化专家的关注。座谈会上，刘合心介绍了撰写《中华文明探源随想录》的起因、构思及文体特点。各位专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认为整篇文章以史料为依据，以考古为佐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有破有立，层层推进，使陶寺遗址是“最早的中国”存在着不可置疑的雄辩性。文章是作者长期以来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要观点的集合，通篇充满了史识、识力与担当，洋溢着说真话的力量，读起来让人有一种解惑与舒心的感受。大家认为，此举是弘扬尧文化，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升临汾软实力的重要举措，显示了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的历史担当。   记者刘晚 郭璞 记者阎锐鹏

为五千年文明史摇旗呐喊

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 刘合心 

    说起写作的目的与动因，正如文章的第一部分所说的“兹事体大。”我们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却被国外学术界缩短了两千年，我困惑，亦痛心。
    要探寻中国历史的源头，必须拿出相应的证据。为了更好地宣传尧文化，使其更加系统化、规范化，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摇旗呐喊，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并行诸笔端，写下了《中华文明探源随想录》。
    本篇文章除导语外分8个板块，中心思想、主题就是题目。我将其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讲“为什么”，即“文明探源，匹夫有责，兹事体大”，讲探源的重要性；第二部分讲“是什么”，即“关键词”和“陶寺考古”两个板块，讲中国的源头在哪里；第三部分讲“凭什么”，从“最早的中国”“关于古中国”“多元一体的道路”到“神话传说”，讲与探源关系密切的几个问题，先破后立，破中有立；第四部分讲“怎么办”，即“责任与使命”，讲陶寺在临汾，临汾该怎么办。
    整篇文章的特点：一是散文体，既非学术论文，亦非记人叙事散文，而是历史文化散文。二是“辐辏”式结构，即围绕“中华文明探源”一条主线，多个角度展开论述，既相互联系，又独立成篇。三是重考古。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提出史料记载与考古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而考古资料是最重要的。四是细剪裁。
    目前尧都是尧文化传说最密集的地方，陶寺考古是最权威范本。为了将文章写得更加丰厚，事实确凿，我广选素材，合理剪裁，权当是为大家研究尧文化、研究“最早的中国”抛砖引玉吧。
   

提升文化软实力 打响尧文化品牌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郭景旭    

    
    整篇文章是作者长期以来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深入研究和思考所形成的重要观点的集合，逻辑性强、思辩性强、史料丰富、条理清晰、说服力强，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提升我市文化软实力，打响尧文化品牌，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尧文化研究人员要以此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指示，担当历史责任，推动文化自信，切实履行好地方文化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各县（市、区）思想宣传部门要守土有责，共同为研究弘扬尧文化做出应有贡献。
   

文化的自信与自觉

临汾日报社总编辑 王庚星  

    
    《中华文明探源随想录》一文谈到8个问题，特别是有关“最早中国”“古中国”“多元一体”“陶寺考古”和“神话传说”等话题，均涉及到中华文明探源的重大研究课题，也是史学研究者和国人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长久话题。作者不是简单地提出问题和武断地拿出结论，而是依据翔实的史料和考古成果，把一个个问号拉直，让读者生发出一种拨云见日、心头一亮的感觉，也使作者的见识和见地有了独具一格的魅力。
    从《中华文明探源随想录》我想到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文化人的刘合心先生,是在通过自己的文化自觉、文化担当,在不断地向文化的深层次探源和挖掘,他用自觉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我们现在都在说要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而没有文化人的自觉就不会有国人的自信,所以说我们临汾的文化人更应该有这份历史的责任感,在这一点上刘合心先生走在我们每一个文化人的前面。
    我们新闻工作者应该向他学习,用自身的自觉行动和默默奉献,为文化自强做出一份贡献。
   

 

呼吁传统文化的回归

尧都区文物旅游局书记 高树德 

       
    应邀参加临汾市人大原主任、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合心先生创作的《中华文明探源随想录》一文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表明自己观点，从不同角度评价了刘合心先生为尧文化正本溯源和考证中华文明源头所做的贡献。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用科学严谨的态度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感召下一代尧都人，重视传统文化、弘扬源头文化，呼吁传统文化的回归，增强民族自豪感，为尧文化的开发研究献计献策，为尧都平阳的发展添砖增瓦。
    尧陵是尧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作为旅游战线的一名工作者，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市的尧帝祭祀大殿土建工程已全部完成。尧帝祭祀大殿是中国尧帝陵景区修复开发建设二期工程的核心，是尧帝陵景区祭祀区的标志性建筑。
    刘合心先生的文章指出，尧都就在平阳，而尧陵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经过几年的修复建设，随着二期工程的竣工，尧陵景区一定会建设成为历史研究、旅游开发、祭祀拜谒的尧文化胜地。
   

对于宣传和提升临汾的历史文化地位很有意义
    山西师大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 仝建平     

   
    刘合心会长的文章《中华文明探源随想录》是作者多年思考的结晶。从选题来看，与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相吻合，是关乎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重大问题，且对临汾历史地位的考察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
    他依据考古材料（陶寺的宫殿、手工业区、观象台等遗址）、文献追记（“尧都平阳”）、富集的相关神话传说，依照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逐渐发展形成聚落国家的理论，立足陶寺遗址的一系列考古发现，突出证明最早的中国就在现在襄汾陶寺一带，最早的尧都就是襄汾陶寺，大约距今4500—4600年左右。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初步确定的夏代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相比，将中华文明提前四五百年，与“五千年华夏文明”相吻合。
    至于尧都区和襄汾县关于“尧都”的争论，其实大可不必，抛开现代政区概念，在尧舜时代，今天的陶寺和尧都区距离很近，属于同一区域，因此西晋始修尧庙、蒙古时期敕修尧陵，后二者都在今尧都区境内。作者颇具新意地提出“三尧”（尧都、尧庙、尧陵）概念，认为对尧文化的研究和开发不仅仅是尧都区、襄汾县的事，理应是全临汾市的文化大事，应该引起临汾市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形成长效机制。
    这篇文章反复强调考古资料的重要性，立论科学，材料翔实，文笔流畅，对于宣传和提升临汾的历史文化地位很有必要，既可将中华文明在四千年基础上继续往前推，亦可展现地方文化学者对临汾历史文化的深情与挚爱，对于中华文明史及山西历史文化探索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
   

中华文明的源头起源于临汾

临汾市委党校副教授、《山西党校报临汾版》总编辑 石耀辉       

    中华文明的源头到底在哪里？换句话说，就是“何处最早的中国？”读过刘合心先生的这篇新作之后，心里感觉敞亮了许多。
    近年来，由于兴趣所致，同时也是工作需要，我得以经常拜读和借鉴刘先生的研究成果。
    这其中有早期的《历史的星空》《源头集》，还有最新结集的《我的文化梳理》。这篇刚刚出炉的《中华文明探源随想录》，体现了作者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最新思考，可以说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历史文化特别是尧文化的一篇力作。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目前的主流认识虽然将文明源头指向了襄汾陶寺。正如作者文中所述，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把中华文明比作一棵参天大树，各地史前文化是这棵大树的根须，而陶寺所处的晋南一带则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指出：“显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核心在中原形成开始于陶寺遗址，经二里头遗址至商时期确立，西周时期得到巩固。”但由于我们的文化宣传力度不足，这一主流认识至今没有能深入人心。同时，一些明显错误的观点反而甚嚣尘上，这其中不仅有河南偃师二里头的“最早的中国”一说，还有运城的“古中国从这里起源”一说。作者虽生于河南、长在运城，而且也长期在运城工作，但能够做到实话实说，这也正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所秉持的“从道不从君”的学术操守。这篇文章以中华文明探源为核心，采用了一种“辐辏”式的写作方法，通过陶寺考古、最早的中国、关于古中国、多元一体的道路、神话传说等小节，娓娓道来，从而让读者自己得出中华文明起源于临汾，起源于陶寺的结论来。
   

厘清“源”与“流”的关系
    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霍文锋        

    我认真地拜读了文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刘合心先生又一部厚积薄发的力作，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长期的对尧文化的深入研究与深厚思考，不会写出这样有深度、有力度的文章来！对此，我略谈以下几点看法：一、文中将陶寺考古成果与河南二里头考古成果作了类比，分析了其“源”与“流”的关系，陶寺是“源”，二里头是“流”。二、以史料为依据，对“中国”的概念进行了精辟论述，对中国的地理位置给予准确的定位，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逐步推进，使陶寺遗址是“最早的中国”的结论存在着不可置疑的雄辩性。三、不困于自己是运城人的情结，从地域历史、考古角度，对运城的“古中国”论提出质疑，进行了否定，并提出建议。四、分析了中华文化“根”与“流”的关系，得出了“根”在何处的结论。
    总之，文中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尤其是文中提出的“当务之急是把考古成果从田野里、书案上‘解放’出来，使之更好地同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有关部门要抓紧申报陶寺国家遗址公园，发扬光大陶寺考古成果”，这正体现了作者“扛起尧文化大旗”的责任与使命，其良知、担当和勇气令我们钦佩。
   

文明源头 薪火传承
    临汾一中高级历史教师 李国锋  

      
    刘合心先生在《中华文明探源随想录》一文中，首先肯定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探源工程对于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性，正本溯源，把最早“中国”的概念定格在陶寺文化遗址，并确定了尧都、尧庙、尧陵“三尧文化”新概念取代尧居、尧庙、尧陵的传统观念，使人耳目一新。第二，用“最早的中国”、陶寺考古、多元一体的道路、神话传说等大量篇幅说明国家的出现、文明的源头在陶寺，把史前文明的时间顺序以考古的证据、文献资料、神话传说加以整理，把中华文明的源头推进到大约4300年至4600年。
    第三，扛起尧文化的大旗，敢于担当，用他自己的话说，“为5000年文明史摇旗呐喊，担当起历史的责任和使命。”前一段时间，我专门拜访了刘合心先生，虚心请教，初步了解了尧文化的来龙去脉，受益匪浅。并接受了刘先生写的专著《我的文化梳理》《历史的星空》及光盘的馈赠，这对我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薪火传承、承前启后是我考虑的主要问题。目前，国家新课程标准要求我们，要重视研究性学习、校本课程开发和社会综合实践活动。最近，我带领我的研究性学习小组，参观考察了尧庙、尧居和曲沃晋国文化博物馆，对相关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采访，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为以后我校开展尧文化和三晋文化的课程开发初步奠定了基础。
    作为生活在本乡本土的尧都人，有责任有义务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是我们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国家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会更加重视。相信随着人们对陶寺遗址开发与研究的逐步深入，最终会证明“最早中国”的出现、文明的源头在临汾、在陶寺。
   

刘合心与同事研究尧陵修复事宜

 

读史写新篇创作不“收官”
    省作协会员、临汾日报社高级编辑 王燕      

    此前，刘合心先生著作《我的文化梳理》面世，他将这部大部头称之为“收官之作”——十多年间，他共写作出版了《中国的源头》《历史的星空》《这些临汾人》《源头集》和《在人大主任岗位上》等8本书，堪称高产作家。在出版之时，我应约就此在本报发表了《情系帝尧击壤歌——刘合心〈我的文化梳理品读〉》一文，写到“史海觅珍，岁月留痕，歌以咏志，文以载道。我们并不把这部《梳理》当做‘收官之作’，且待来年一睹作者的新开篇！”果然，日前，刘合心先生的新作《中华文明探源随想录》在本报刊出，严肃的主题，丰富的内容，论文的架构，散文的笔法，引起读者的关注。作为一个作家，创作是不会“收官”的，作为一个专家，他在尧文化的研究上也是不会“收官”的。
    刘合心先生的故里在运城，乃关公故里成长之人，又在帝尧之都的临汾“为官”多年，颇得关公文化及尧文化的滋润。置身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语境中，他对弘扬尧文化，对宣传三晋文化，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他到临汾工作后，倾力于尧文化的研究、宣传与开发，烧了“三把火”——一是倡导举办了影响深远的中国·临汾首届尧文化高层论坛；二是力主修复了尧陵；三是精心推出了大型音乐舞蹈史剧《尧颂》，为弘扬尧文化翻开了新的一页。
    他既是弘扬尧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又是躬身一线的践行者。为了考察陶寺遗址，他屡屡在节气当天起大早专程赶赴陶寺，在古观象台上观测日出。在此发现中华文明探源的奥秘，并广为宣传，让我们确信了那个四五千年的帝尧的朝代与城郭在陶寺、在临汾存在的史实！

识力与担当
襄汾县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 高建录      

     《中华文明探源随想录》是刘合心先生继一系列历史文化散文之后又一篇极有价值和分量的力作。文章以随想与漫谈的形式说事，以散文的笔法行文，环环相扣，娓娓道来，通篇充满了史识、识力与担当，洋溢着说真话的力量，特别有质感、有筋道，读起来让人有一种解惑与舒心的感受。
    刘合心先生是我市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干部和文化学者，为临汾的历史文化做了太多的事情。从《中国的源头》《三晋的源头》《临汾的源头》等源头系列文章到《藏山辩》《绵山辩》等，再到这篇《中华文明探源随想录》，都体现了他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识力。
    近些年来，中国史学界和思想界，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一种众声喧哗、浮躁浅薄和急功近利的景象。比如好大喜功，阿Q精神，捕风捉影，拼凑论据，争古代名人，争历史地标。地方长官灵机一动，想办什么文化工程，想要什么名人效应，就有一班人违背常识，不顾事实，八方寻迹论证，四处招摇撞骗。
    还比如，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鉴别，没有扬弃，没有开放的态度。认为传统的东西都是国粹，都是好东西。不懂得中国文明发展的形态，只有在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比较和对照下才能坚实而充分地建立起来，中国传统文化只有与当代文化相结合，中国文化只有与世界文化相结合，才能焕发青春和活力。
    刘合心先生对一些地方的自以为是和有些人的任性，总是如骾在喉，需要一吐为快。他自小在运城长大，又长期在运城工作，但他以文化人的担当和不为家乡讳的勇气，在文章中对河南二里头言称所谓“最早中国”，对运城宣示所谓“古中国”，讲实情，说真话，有理有据予以否定。
    在他的身上，让人似乎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影响，可以想到那位力证“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
    《中华文明探源随想录》意义重大，影响广泛。我们将组织全县的三晋文化研究会同仁和史学爱好者，认真学习讨论，结合实际，正本清源，力推陶寺遗址的开发利用，为挖掘抢救宣传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