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新闻网讯 陶寺遗址考古跨越半个多世纪，凝聚了几代考古人的心血。考古研究历时长、成果丰，再现了帝尧的伟大国都，再现了中国起源的文明史，也给后人很多启示。

    曾被认为是龙山时代遗址

    20世纪50年代，考古调查便发现了陶寺遗址，当时认为这是一处龙山时代大型遗址。

    1978—1984年，为了寻找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遗存，发掘了与文献所谓的“夏墟”有联系的陶寺遗址，发现了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1000多座。其中大贵族墓葬6座，出土了陶龙盘、陶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震惊海内外，确定了陶寺文化。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自1979年以来，两次赴陶寺遗址考察，早在1985年，他就预言：“陶寺遗址的发现，为中国考古学增添了重要的一页。尽管暂时还没有挖到城，还没有发现城墙或大型夯土建筑基础，我仍然认为，这里就是一处古城。”他的理由是，一般的村落遗址不会有那么大的墓群，达不到那么高的水平。

    20世纪末，陶寺考古工作以寻找城墙为中心。2000年，考古专家们发掘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北墙，2001年确定了东墙和南墙。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得以确定，面积达280万平方米。随着发掘的深入，陶寺早期城址也重见天日。

    2013年以来，随着挖掘的不断深入，研究人员对陶寺早中晚期城址结构及其布局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发掘了宫城、手工业区等，将陶寺文化研究推向高潮。

    重要学术判定需要科技检测支撑

    在考古发掘的同时，结合科技检测、历史文献、传说等多角度进行的考古研究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由于陶寺文化十分久远，与文献和传说相比，考古发掘与鉴定更具有重大意义，而这个过程离不开现代科技的深度参与。

    据何驽介绍，在陶寺遗址研究中，现代科技的运用非常普遍，很多重要的学术判定需要科技检测来支撑。研究中，动物考古、冶金考古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利用国际动物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人员发现陶寺晚期绵羊养殖业突飞猛进发展，不仅规模大，而且绵羊死亡年龄偏大，并据此推断绵羊养殖主要不是为了食肉，很有可能与奶制品和羊毛纺织有关。无论是羊奶还是羊毛，都不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传统生业，由此可见，陶寺晚期可能有外来人口入主，虽还不能下定论，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石峁集团”。

    利用人的锶同位素测定，可以探索人和动物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经过测定，陶寺晚期有70%的人是外来人口，表明陶寺晚期政权动荡可能与外来因素有很大关系。

    冶金考古也不得不提。陶寺遗址曾经出土了4件铜制品和1件铜器口沿残片，经科学检测，都是红铜铸造而成。这一检测结果为陶寺冶金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铜器的铸造和使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飞跃的标志。

    陶寺红铜测定结果表明，在二里头青铜时代之前，中国有过一段红铜铸造时代，特点是纯铜铸造。事实上，我国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虽然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铜器，且时代与陶寺遗址大体相当。但是，这些铜器器形小而简单，以小刀为多见，未见容器，且大多是冷煅而成，只有少数用范铸，合范铸造的就更为稀少。而陶寺出土铜器全部系范铸而成，铜铃更是用合范铸造，显示了当时的冶金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西方红铜虽然应用比陶寺早，但当时是天然铜锻造而非铸造。

    此外，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对天然石灰石、人工烧制石灰的碳化产物以及采自陶寺遗址和殷墟遗址的白灰面进行检测，了解其在晶体无序度方面的差异，为人工烧制石灰石的判定提供了一种简便、有效的新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判别，陶寺和殷墟遗址的白灰面很可能是采用人工烧制石灰所制备的，表明中国古代先民在距今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掌握了石灰烧制技术。

    探索文明起源要走出神话传说

    目前，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不断深入，陶寺文化研究脉络逐渐清晰。据何驽介绍，目前陶寺文化性质基本已成定论，接下来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通过研究分析修正一些观点。

    2013年至今，宫城城址的发掘是重点，这一进展对陶寺早期、晚期城址布局和结构的看法，有很大影响。同时，对陶寺晚期的社会动荡有新的认识。原来以为陶寺早期城址只有外郭城，没有内城或宫城。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发现其实是没有外郭城，而有宫城，南边还有个小城。中期城址原来不知道有宫城，现在发现是外郭城和宫城构成的双城制。随着晚期宫城的发现，在城北发现一个祭祀地坛，宫城城墙被重建过，推翻了以往认为晚期没有城址的看法。

    以前的观点认为陶寺晚期社会动荡，主要原因是城内部阶级矛盾，早期和中期不同血缘家族掌权的矛盾埋下了祸根，早期的后人将中期统治推翻。现在，随着陶寺考古资料的进一步丰富和石峁考古的突飞猛进，大家认识到陶寺晚期社会动荡可能内因不是主要的，外来入侵可能性更大。

    谈及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何驽介绍，主要是向更深更广更细方向进行，一方面是宫城城址的细化，另一方面是发掘手工业区，试图了解手工业基本结构、产业链结构、社会组织、产出、消费等问题。

    何驽说：“探索文明起源，能否走出神话传说，是中国考古学不可避开的话题。陶寺与尧的关系，与三皇五帝的关系，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会逐渐从历史尘埃中显现出来。” （摘自6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霍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