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是给中华民族续写家谱，证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及其起源、形成、发展、特点等。这其中，陶寺遗址绝对是核心中的核心，它是华夏文明的核心，更是早期中国的初始。”4月15日，刚主持完上午学术研讨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尽管有些疲劳，但还是给了记者采访他的机会。
   作为著名考古学家，同时还是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牵头人之一，自1998年开始，王巍便开始致力于陶寺遗址的研究工作，17年的探索，让他对陶寺文化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他更觉得此次学术研讨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关于陶寺遗址的发掘，之前都是在学界比较知名，也是一个热门话题，但是社会并不知道，这次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可以说是一个契机，从政府、学者、媒体、群众4个层面，将尧文化的真正内涵推向了社会。”众所周知，陶寺遗址的发掘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此前的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4200多年前，文明的构成要素已经出现，而且迟至陶寺中期，该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因此，王巍认为：“陶寺遗址的发现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框架，是中华文明的主干。说明中华民族当时已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至少可在此前认知的基础上往前推进500年，陶寺遗址第一次从考古学意义上证明了尧、舜、禹文明的实际存在。”那么，尧、舜、禹文明实际存在的具体证据又有哪些？这些证据链是否能支撑起此结论？王巍做出了如下解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探索夏王朝以前中华民族是否进入文明时代，我们不仅要去论证它，而且要归纳出早起文明的特征。
   在农业上，我们发现了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农具、水井等，表明了当时发达的农业生产水平；在手工业上，从我们考古的成果来看有陶器、玉器、石器，说明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专业化程度较高；而大型土墓的发现，证明了当时王权对大规模劳动力及军队的调配能力；贵贱贫富居民区的发掘，又向我们表明了当时社会的等级分化程度比较高；宫城的新发现，把我国宫城的发展时期从夏朝后期提前至尧的时期，表明宫的制度在尧时期已经形成等级化。同时，我们从考古中还发现了冶金术、文字等，所以说，陶寺具有最完备的进入文明时期的证据链，再结合史料的记载，更表明陶寺尧都的地位更是不可动摇的。
   王巍告诉记者：“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逐步推进，长江下游、中游后来兴起的文化与原来的实际上有些断裂，或者说它比原来传统有了较大的改变，或者它的方向扭转了。这个扭转按我的体会是逐渐转向以中原为核心的格局，也就是从多元转向一体。原来是百花齐放，满天星斗，逐渐地向百川归海，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格局的形成，而陶寺遗址所展示出来的文明正是中原地区可以确定的最早的文明，是中国最早的雏形。”杨琦